论中国社会基本理由
本站原创 摘要:生活世界有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能够长期延续的生活,在这三个维度上积累,形成传统。生活世界外生的或内生的变动,也依这三个维度分解为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变动。与传统相冲突的变动,只要足够强烈就可使传统持续演变。转型期社会的特点,是变动与传统的持续冲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可表述为适合市场经济的“小世界”网络结构的扩展历程。与这一历程相伴随的,是机会、财富和权力在人群当中的“幂律”分布,以而引发普遍的正义诉求——体现为大众对“公平”的迫切需求,这是中国社会基本不足的初级形式。在精神生活的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政治体制革新。革新的基本方向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以而要求生活世界的网络结构以效率主导的演变为情感主导的。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中国社会基本不足的高级形式。
关键词:基本不足;正义;心性
: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9-0003-08
一个“不足”,首先,它的英文是“an issue”(常译为“议题”),而不是“a problem”(常译为“不足”)。其次,它由下列三个条件界定了它的基本性质:(1)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真实生活情境内发生并等待求解,越是基本的议题,越令人困惑且长久地挥之不去;(2)求解不足的路径不唯一且有着至少两条同等重要但相互冲突的路径;(3)在发生这一不足的情境内,受这一不足困扰的人们不断积累和寻求思想资源,以而形成了关于这一不足的思想传统。
据此,中国社会基本不足,应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不去的议题,当中国人试图求解这一议题时,立即陷入两难困境,因为有着着同等重要但有根本冲突的不同政治路线。为存活而不得不奋起求解这一议题的中国人的努力,于是沉积为关于基本不足的本土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这样的传统,主导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似乎仍在主导目前和未来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
目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许多困扰。这些困扰可依照下述三个维度[1—2]加以排列:(1)物质生活的维度;(2)社会生活的维度;(3)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物质生活的维度),或许那时多数中国人由此而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革新。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程中出现的“为富不仁”和“结”,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社会生活的维度)。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以而成为一场总体危机。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正义”——在这一观念最原始的作用上。
我们生活体验里关于正义的那一部分,首先应被称为“正义感”。我们的感觉,佛家列举“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前面的五种在人类是专业化了的,有“感官”,其感觉称为“官觉”。五种官觉之外,“意”是第六识,称为“意识”,它的感官,在英文称为“mind”,在中文称为“心”。可是英文有“heart”,对应的解剖结构称为“心”。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主“意”的“官”就成为一个不足。为了更迅速地以事物外部认识它,笔者可以找到演化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根据来说明我们的任何感觉都有而且必要地有一些模糊性,为了更迅速地以事物的外部认识它。于是,任何感觉都可能变得更清晰,这一历程称为“浅析”。例如,我们要让语言变得更清晰,就施行“语言浅析”。基于这一策略的哲学,就称为“浅析哲学”。所以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浅析哲学家,本意很可能是要让他自己感觉中的世界变得更清晰。
我们的正义感,也是可以浅析的。半世纪前,浅析正义感的时候,人们常引罗尔斯的正义论或“以公平为体现的正义”[3]。其实,罗尔斯的浅析框架有太强的逻辑假设(只适合于每一个人已经具有自由精神与精神的社会)。经济学家倾向于利用阿罗的策略来表达人们的偏好,这就远比罗尔斯(最初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确立的)的预期效用论述的策略有更弱的逻辑假设以而有更强的解释力(不仅适合于社会)。阿罗在他的博士论文里确立的“偏好”表示,也是当代经济学规范论述的开端。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观察和体验,我们常说某社会甲比某社会乙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借用阿罗的浅析框架(浅析的逻辑与演化的历史是不相容的),我们每一个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验,原则上,可将这一社会的全部逻辑可能状态依照这些状态在我们感受中的重要量加以排序。在谈及“价值”(value)时,小密尔给出“utility”(效用)的定义:“importance felt”(被感受到的重要量),真可谓精辟。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效用的更现代表达是“偏好”,即事物或状态的重要量排序。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之后,当然可以有关于这一社会各种可能状态的排序。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足够体验之后,一个人,当然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偏好,称为他关于社会甲的偏好和关于社会乙的偏好。此处,有必要更清晰地界定“偏好”。由此,又引出演化论的视角。
遵循阿罗的“偏好”表示策略,我们假设(偏好的“完备性”),一个人可以将世界的全部可能状态,依照他感受的重要量加以排序,并且这一排序不能呈现循环(偏好的“非循环性”),因为循环意味着自相矛盾,而自相矛盾的排序使人不知所措。于是,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重要量排序的向量,其中的每一分量对应着世界的可能状态的一个等价类(循环可视为等价)。理性的个人,总是希望实现他的重要量排序里位置较高的那些等价状态,并且据此参与“社会选择”历程,投入资源,以期实现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讨论社会选择的机制不足,我们就不必讨论社会选择的各种“不可能性”和“可能性”定理。这时,我们可以说的就是:每一个人排序里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依赖于这些生活方式在其他人排序里的位置。一个等价状态类是“帕累托改善”,若它在每一个人的排序里都有高于近况的位置。如果有着帕累托改善的状态类,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正义不足就是:为何不能实现由这一类状态表示的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成员的更好生活?关于上面陈述的的最简单正义不足,经过反复深思,我们不难明白,它的清晰解答要求我们界定“世界的可能状态”这一观念。如果在每一个人的重要量排序向量里,世界的可能状态包括了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那么,例如通过“交换”可源于：会计专业学年论文题目http://www.328tiBEt.cn
能达到的状态,意味着潜在的帕累托改善。一旦允许个人的重要量排序里包含潜在帕累托改善,我们知道,社会选择就可能出现循环(即允许“后悔”)。如果世界的可能状态不包括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则每一个人加以排序的,可称为“静态”排序。在静态的世界里,怎样定义“可能状态”?源于：会计类专业论文http://www.328tiBEt.cn
摘自会计论文摘要http://www.328tiBEt.cn
反省我们以往的演化路径,首先,我们注意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深刻地转变为工业化的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ving)与“情感方式”(the way of feeling)相对而言,更多地可由日常生活及生活环境诸要素加以界定。最外在的因素,例如“工作”(work),几乎不再有传统可言,它是世界性的,它服以世界通用规则。这些规则,目前仍主要源于西方社会。比工作更内在一些的是消费,它服以工业时代的消费规则。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传统农业社会,每日只有两餐(朝食和辅食)而且用餐时间更符合人体代谢的时序(如《内经·素问》所述)。与此类似,我们饮食起居的其它要素,也已服以工业化的都市生活方式。例如,在都市地区我们很难找到诸如“蝉蜕”这样的药材,我们很难不住在安装了现代供水和排水系统的楼房里,在现代化的小区我们很难如以往那样熟悉我们的邻居,更有甚者,在现代家庭内部我们甚至很难维系深刻的亲情。也由此,海勒教授(A Heller)定义的“美好生活”(good life)的三大要素之一是“emotional involvement”(深层情感交流)。
我们可以以外向内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于是首先感受的是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以内向外考察我源于：会计毕业论文开题报告http://www.328tiBEt.cn
们的日常生活,于是首先感受的是情感方式。在生命演化到“哺乳动物”阶段以后,动物可以有“情绪”(emotions)。根据晚近发表的学术文献[13],比哺乳动物更低级的爬行动物,很可能也有“情绪”。动物的情感,持续时间最短的,若干秒至若干小时,称为“情绪”;稍长一些的,若干小时至若干星期,称为“心情”(mood);更长一些的,若干星期至若干年,称为“性情”(temper);最长的,可终生维持不变的,称为“性格”(personalities)。
就情感的内容而言,通常划分为“原初历程”(primary processes)、“二阶历程”(secondary processes)和“三阶历程”(tertiary processes)。较少争议,我们将“惧怕”(fear)、“悲伤”(sadness)和“快乐”(happiness)归入原初情感;较多争议,我们将“嫉妒”、“羡慕”和“希望”这类更加复杂的心态归入二阶情感;将更复杂的心态归入三阶情感。越是高阶的情感,与高级脑结构的联系越密切。人类的脑结构,粗略地可以划分为三重:在爬行动物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脑干系统”(brainstem system),也称为“本能脑”;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外缘系统”(limbic system),也称为“情感脑”;在人类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新脑系统”(neo—brain system),也称为“理性脑”。
人类的行为,在各种生活场景(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本质性地受到基于人脑三重结构的心智状态的影响。心智状态与这些状态嵌入于其中的生活场景,概称为“情境”[14]。人类的情感和理性,有极强的情境依赖性。脱离“情境”,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任何有作用的人类行为。
现代危机,如前所述,植根于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持久不协调。一方面,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时代”的,并迅速向着“后工业时代”转变。另一方面,现代人的情感方式,依赖于心智的“物理—生理—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迅速转变。虽然,根据晚近流行的“文化与基因共生演化”论述,很可能,“物理—生理—心理”的基因型的表型,由于有着“群体选择”的演化机制,越来越受到“物理—生理—心理”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有感于我们世界里如此激烈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我们承认宗教情感很难迅速转变。诚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开篇指出的那样:塑造了人类历史的两种最持久和最根本的力量,其一是宗教的,其二是经济的。现代危机之形成,是因为这两种最持久和最根本的力量之间产生了冲突。
以上所述,仅为现代危机的西方根源。对中国人而言特别重要的是,现代危机还有另一根源,即本土文明与外域文明之间的持久不协调。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冲突大约有三次,分别发生于商周交替时期、魏晋至唐宋儒佛交汇时期、明清以降中西文明交汇时期。
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工业文明是外域的,可谓“奇技淫巧”。不过,西方列强的商业产品和坚船利炮开始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施加影响。感受到严重威胁之后,我们模仿日本,实行“洋务”和“维新”。随后,我们意识到在器物层面效法西方势必导致在制度层面和文明层面效法西方,这当然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根基的严重威胁。
人群之所以称为“社会”,以外向内考察,首先是人与人之间有足够高的交往频率,其次是,或许由于足够频繁的人际交往,或许由于交往技术的进步,共享的物质生活环境,以及在更深层次上,共享的社会联系。最后,或多或少共享的精神生活,又称为“精神共同体”。齐美尔对这一共同体的精神生活有一番现象学的探讨,用他的语言,社会之所以可能,因为抽离一切可能有的利益联系之后,仍存有最单纯的一种“情感”,他定义为“sociality”(可社会性),这是一种“just being together”(单纯就是“在一起”)的[15]。与齐美尔的浅析十分相类,经济学家Knight[16]在一系列文章里指出,“纯粹的游戏”(pure play)对社会历程的重要作用被学术界严重忽略了。当我们的幸福感更多地来自精神共同体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以物质的和社会的逐渐转化为精神的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在我们的三维视角下,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空间里的一条轨线。通常,生命轨线在初期局限于或紧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平面,然后,或多或少,在生命的后期,转入“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平面。
对中国而言,明清以降本土文明与外域文明的冲突,如前所述,源自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西方化(狭义地称为“工业化”或广义地称为“现代化”)。由于人生的轨线通常不局限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故生活方式在这一平面里的西化,与中国人千百年来习惯了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平面里的传统,两者之间形成持久的不协调,又称为“文明冲突”(更内在地称为“文化冲突”)。如前所述,与生活的三重结构相关的是人脑的三重结构,并且由于“群体选择”,在基因型的表型的脑结构里,越高级的部分,受人类文明的影响越大。不难想象,特定文明的精神生活(也称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生活在这一文明之内的人的思想和情感。在中国文字里,这是“文化”之“化”字的寓意。也由此,在外域生活多年的华人或来自其它文化传统的人,仍程度不同地思念他们的“故土”。那么,源自外域的生活方式,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之后,是否可与本土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相融合?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关键还是这一时间的长度——几十年与几百年,毕竟有实质性的差别。根据中国历史,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种外域文明足可“教化”一群人,或与本土文明充分融合以而形成新的文明。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样一种“文”与“化”的因果联系很可能不成立。于是我们需要估计,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多数人的不幸福感,多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以往几十年里获得的西方化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我们在更漫长的文化传统里习惯了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不协调。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历程。不难想象,在本土社会里,外域文明和本土文明,在足够长期,各自都将发生“变异”(mutation)。在演化论述的“文化基因”(mimics)模型里,文化基因的变异,只要假以时日,总可以适应文化基因的存活环境。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假以时日,各种不同的以而一开始相互冲突的文明,经过变异,可能达到两种均衡态:(1)融合为一种新的文明,犹如“单一民族”的社会;(2)形成本土互补的不同文明,犹如“多民族”共存的社会。
以上所述,大致就是“中国社会基本不足”的西方原生形态和因西方化而派生于本土的形态。由于尚未获得信仰的能力和信仰自由的政治权利,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不足确实体现为普遍的正义诉求。由此,未来几十年,中国人求解自己的基本不足的努力将主要地是政治的。关于政治体制革新,笔者在其它文章里已有充分的阐述[17—18]。
参考文献:
汪丁丁.制度浅析基础:一个面向宽带时代的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汪丁丁.制度浅析基础讲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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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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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15]Simmel,G.How Is Society Possible·[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10,16(3):372—391.
[16]Knight,F.H.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J].Ethics,1942,52(3):253—274.
[17]汪丁丁.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
[18]汪丁丁.串接的叙事:自由、秩序、知识[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
[19]汪丁丁.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M].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Society
WANG Ding-ding1,2
(1.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Beijing 100871,China;2.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Social & Behioral Studie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of a life-world, namely, the material life, the social life, and the spiritual life. As life can be maintained in long time, it accumulates along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dimensions its tradition. Any change to the life-world, internal or external, therefore can be源于：财会专业的毕业论文hTTp://www.328TiBET.cn
projected into the three dimensions, as a material change, a social change, or a spiritual chang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 may be caused by a strong enough change conflicting with tradition. A transitional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sustained conflicts between changes and the traditio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past two centuries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the “all-world” network structure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This change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power-law” pattern of distribution of opportunities, wealth, and power among the population, and thus broadly triggered the issue of justice—first of all as an urgent demand for fairness. This is the primary form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life, the pressing demand for fairness can only be met by reforms within the material-social life-world, namely political reform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urgent reform will be to stop or alleviate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of powers. But this requires a radical change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life-world from efficiency dominated to sentiments dominated. The demand for a change from efficiency principleto the principle of the heart-feeling, is the higher-level form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China.
Key words:fundamental issue;justice;spiritual life
关键词:基本不足;正义;心性
: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9-0003-08
一个“不足”,首先,它的英文是“an issue”(常译为“议题”),而不是“a problem”(常译为“不足”)。其次,它由下列三个条件界定了它的基本性质:(1)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真实生活情境内发生并等待求解,越是基本的议题,越令人困惑且长久地挥之不去;(2)求解不足的路径不唯一且有着至少两条同等重要但相互冲突的路径;(3)在发生这一不足的情境内,受这一不足困扰的人们不断积累和寻求思想资源,以而形成了关于这一不足的思想传统。
据此,中国社会基本不足,应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不去的议题,当中国人试图求解这一议题时,立即陷入两难困境,因为有着着同等重要但有根本冲突的不同政治路线。为存活而不得不奋起求解这一议题的中国人的努力,于是沉积为关于基本不足的本土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这样的传统,主导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似乎仍在主导目前和未来中国社会的演化路径。
目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着许多困扰。这些困扰可依照下述三个维度[1—2]加以排列:(1)物质生活的维度;(2)社会生活的维度;(3)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初的困扰来自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匮乏(物质生活的维度),或许那时多数中国人由此而赞成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革新。稍后发生的普遍困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程中出现的“为富不仁”和“结”,以及如影随形的权力腐败(社会生活的维度)。再后来的困扰,是精神生活的迅速贫困化或腐败(精神生活的维度)。最后,也就是现在,来自三个维度的各种困惑演变为全民的焦虑以而成为一场总体危机。不论何时何地,内源式社会总体危机的核心议题似乎永远是“正义”——在这一观念最原始的作用上。
我们生活体验里关于正义的那一部分,首先应被称为“正义感”。我们的感觉,佛家列举“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前面的五种在人类是专业化了的,有“感官”,其感觉称为“官觉”。五种官觉之外,“意”是第六识,称为“意识”,它的感官,在英文称为“mind”,在中文称为“心”。可是英文有“heart”,对应的解剖结构称为“心”。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主“意”的“官”就成为一个不足。为了更迅速地以事物外部认识它,笔者可以找到演化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根据来说明我们的任何感觉都有而且必要地有一些模糊性,为了更迅速地以事物的外部认识它。于是,任何感觉都可能变得更清晰,这一历程称为“浅析”。例如,我们要让语言变得更清晰,就施行“语言浅析”。基于这一策略的哲学,就称为“浅析哲学”。所以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浅析哲学家,本意很可能是要让他自己感觉中的世界变得更清晰。
我们的正义感,也是可以浅析的。半世纪前,浅析正义感的时候,人们常引罗尔斯的正义论或“以公平为体现的正义”[3]。其实,罗尔斯的浅析框架有太强的逻辑假设(只适合于每一个人已经具有自由精神与精神的社会)。经济学家倾向于利用阿罗的策略来表达人们的偏好,这就远比罗尔斯(最初由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确立的)的预期效用论述的策略有更弱的逻辑假设以而有更强的解释力(不仅适合于社会)。阿罗在他的博士论文里确立的“偏好”表示,也是当代经济学规范论述的开端。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观察和体验,我们常说某社会甲比某社会乙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借用阿罗的浅析框架(浅析的逻辑与演化的历史是不相容的),我们每一个人,基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验,原则上,可将这一社会的全部逻辑可能状态依照这些状态在我们感受中的重要量加以排序。在谈及“价值”(value)时,小密尔给出“utility”(效用)的定义:“importance felt”(被感受到的重要量),真可谓精辟。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效用的更现代表达是“偏好”,即事物或状态的重要量排序。有足够的社会经验之后,当然可以有关于这一社会各种可能状态的排序。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足够体验之后,一个人,当然有关于社会甲和社会乙的偏好,称为他关于社会甲的偏好和关于社会乙的偏好。此处,有必要更清晰地界定“偏好”。由此,又引出演化论的视角。
遵循阿罗的“偏好”表示策略,我们假设(偏好的“完备性”),一个人可以将世界的全部可能状态,依照他感受的重要量加以排序,并且这一排序不能呈现循环(偏好的“非循环性”),因为循环意味着自相矛盾,而自相矛盾的排序使人不知所措。于是,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重要量排序的向量,其中的每一分量对应着世界的可能状态的一个等价类(循环可视为等价)。理性的个人,总是希望实现他的重要量排序里位置较高的那些等价状态,并且据此参与“社会选择”历程,投入资源,以期实现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讨论社会选择的机制不足,我们就不必讨论社会选择的各种“不可能性”和“可能性”定理。这时,我们可以说的就是:每一个人排序里更好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依赖于这些生活方式在其他人排序里的位置。一个等价状态类是“帕累托改善”,若它在每一个人的排序里都有高于近况的位置。如果有着帕累托改善的状态类,那么,一个最简单的正义不足就是:为何不能实现由这一类状态表示的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成员的更好生活?关于上面陈述的的最简单正义不足,经过反复深思,我们不难明白,它的清晰解答要求我们界定“世界的可能状态”这一观念。如果在每一个人的重要量排序向量里,世界的可能状态包括了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那么,例如通过“交换”可源于：会计专业学年论文题目http://www.328tiBEt.cn
能达到的状态,意味着潜在的帕累托改善。一旦允许个人的重要量排序里包含潜在帕累托改善,我们知道,社会选择就可能出现循环(即允许“后悔”)。如果世界的可能状态不包括个人努力之后可能达到的那些状态,则每一个人加以排序的,可称为“静态”排序。在静态的世界里,怎样定义“可能状态”?源于：会计类专业论文http://www.328tiBEt.cn
摘自会计论文摘要http://www.328tiBEt.cn
反省我们以往的演化路径,首先,我们注意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深刻地转变为工业化的或西方化的。“生活方式”(the way of living)与“情感方式”(the way of feeling)相对而言,更多地可由日常生活及生活环境诸要素加以界定。最外在的因素,例如“工作”(work),几乎不再有传统可言,它是世界性的,它服以世界通用规则。这些规则,目前仍主要源于西方社会。比工作更内在一些的是消费,它服以工业时代的消费规则。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传统农业社会,每日只有两餐(朝食和辅食)而且用餐时间更符合人体代谢的时序(如《内经·素问》所述)。与此类似,我们饮食起居的其它要素,也已服以工业化的都市生活方式。例如,在都市地区我们很难找到诸如“蝉蜕”这样的药材,我们很难不住在安装了现代供水和排水系统的楼房里,在现代化的小区我们很难如以往那样熟悉我们的邻居,更有甚者,在现代家庭内部我们甚至很难维系深刻的亲情。也由此,海勒教授(A Heller)定义的“美好生活”(good life)的三大要素之一是“emotional involvement”(深层情感交流)。
我们可以以外向内考察我们的日常生活,于是首先感受的是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以内向外考察我源于：会计毕业论文开题报告http://www.328tiBEt.cn
们的日常生活,于是首先感受的是情感方式。在生命演化到“哺乳动物”阶段以后,动物可以有“情绪”(emotions)。根据晚近发表的学术文献[13],比哺乳动物更低级的爬行动物,很可能也有“情绪”。动物的情感,持续时间最短的,若干秒至若干小时,称为“情绪”;稍长一些的,若干小时至若干星期,称为“心情”(mood);更长一些的,若干星期至若干年,称为“性情”(temper);最长的,可终生维持不变的,称为“性格”(personalities)。
就情感的内容而言,通常划分为“原初历程”(primary processes)、“二阶历程”(secondary processes)和“三阶历程”(tertiary processes)。较少争议,我们将“惧怕”(fear)、“悲伤”(sadness)和“快乐”(happiness)归入原初情感;较多争议,我们将“嫉妒”、“羡慕”和“希望”这类更加复杂的心态归入二阶情感;将更复杂的心态归入三阶情感。越是高阶的情感,与高级脑结构的联系越密切。人类的脑结构,粗略地可以划分为三重:在爬行动物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脑干系统”(brainstem system),也称为“本能脑”;在哺乳动物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外缘系统”(limbic system),也称为“情感脑”;在人类演化阶段,脑的核心是“新脑系统”(neo—brain system),也称为“理性脑”。
人类的行为,在各种生活场景(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本质性地受到基于人脑三重结构的心智状态的影响。心智状态与这些状态嵌入于其中的生活场景,概称为“情境”[14]。人类的情感和理性,有极强的情境依赖性。脱离“情境”,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任何有作用的人类行为。
现代危机,如前所述,植根于情感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持久不协调。一方面,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时代”的,并迅速向着“后工业时代”转变。另一方面,现代人的情感方式,依赖于心智的“物理—生理—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迅速转变。虽然,根据晚近流行的“文化与基因共生演化”论述,很可能,“物理—生理—心理”的基因型的表型,由于有着“群体选择”的演化机制,越来越受到“物理—生理—心理”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例如,有感于我们世界里如此激烈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变迁,我们承认宗教情感很难迅速转变。诚如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开篇指出的那样:塑造了人类历史的两种最持久和最根本的力量,其一是宗教的,其二是经济的。现代危机之形成,是因为这两种最持久和最根本的力量之间产生了冲突。
以上所述,仅为现代危机的西方根源。对中国人而言特别重要的是,现代危机还有另一根源,即本土文明与外域文明之间的持久不协调。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冲突大约有三次,分别发生于商周交替时期、魏晋至唐宋儒佛交汇时期、明清以降中西文明交汇时期。
对传统中国人而言,工业文明是外域的,可谓“奇技淫巧”。不过,西方列强的商业产品和坚船利炮开始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施加影响。感受到严重威胁之后,我们模仿日本,实行“洋务”和“维新”。随后,我们意识到在器物层面效法西方势必导致在制度层面和文明层面效法西方,这当然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根基的严重威胁。
人群之所以称为“社会”,以外向内考察,首先是人与人之间有足够高的交往频率,其次是,或许由于足够频繁的人际交往,或许由于交往技术的进步,共享的物质生活环境,以及在更深层次上,共享的社会联系。最后,或多或少共享的精神生活,又称为“精神共同体”。齐美尔对这一共同体的精神生活有一番现象学的探讨,用他的语言,社会之所以可能,因为抽离一切可能有的利益联系之后,仍存有最单纯的一种“情感”,他定义为“sociality”(可社会性),这是一种“just being together”(单纯就是“在一起”)的[15]。与齐美尔的浅析十分相类,经济学家Knight[16]在一系列文章里指出,“纯粹的游戏”(pure play)对社会历程的重要作用被学术界严重忽略了。当我们的幸福感更多地来自精神共同体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以物质的和社会的逐渐转化为精神的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在我们的三维视角下,是“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维空间里的一条轨线。通常,生命轨线在初期局限于或紧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的平面,然后,或多或少,在生命的后期,转入“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平面。
对中国而言,明清以降本土文明与外域文明的冲突,如前所述,源自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西方化(狭义地称为“工业化”或广义地称为“现代化”)。由于人生的轨线通常不局限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故生活方式在这一平面里的西化,与中国人千百年来习惯了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平面里的传统,两者之间形成持久的不协调,又称为“文明冲突”(更内在地称为“文化冲突”)。如前所述,与生活的三重结构相关的是人脑的三重结构,并且由于“群体选择”,在基因型的表型的脑结构里,越高级的部分,受人类文明的影响越大。不难想象,特定文明的精神生活(也称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生活在这一文明之内的人的思想和情感。在中国文字里,这是“文化”之“化”字的寓意。也由此,在外域生活多年的华人或来自其它文化传统的人,仍程度不同地思念他们的“故土”。那么,源自外域的生活方式,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之后,是否可与本土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相融合?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关键还是这一时间的长度——几十年与几百年,毕竟有实质性的差别。根据中国历史,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种外域文明足可“教化”一群人,或与本土文明充分融合以而形成新的文明。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样一种“文”与“化”的因果联系很可能不成立。于是我们需要估计,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多数人的不幸福感,多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以往几十年里获得的西方化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我们在更漫长的文化传统里习惯了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不协调。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历程。不难想象,在本土社会里,外域文明和本土文明,在足够长期,各自都将发生“变异”(mutation)。在演化论述的“文化基因”(mimics)模型里,文化基因的变异,只要假以时日,总可以适应文化基因的存活环境。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假以时日,各种不同的以而一开始相互冲突的文明,经过变异,可能达到两种均衡态:(1)融合为一种新的文明,犹如“单一民族”的社会;(2)形成本土互补的不同文明,犹如“多民族”共存的社会。
以上所述,大致就是“中国社会基本不足”的西方原生形态和因西方化而派生于本土的形态。由于尚未获得信仰的能力和信仰自由的政治权利,目前,中国社会的基本不足确实体现为普遍的正义诉求。由此,未来几十年,中国人求解自己的基本不足的努力将主要地是政治的。关于政治体制革新,笔者在其它文章里已有充分的阐述[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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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Society
WANG Ding-ding1,2
(1.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Beijing 100871,China;2.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Social & Behioral Studie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imensions of a life-world, namely, the material life, the social life, and the spiritual life. As life can be maintained in long time, it accumulates along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dimensions its tradition. Any change to the life-world, internal or external, therefore can be源于：财会专业的毕业论文hTTp://www.328TiBET.cn
projected into the three dimensions, as a material change, a social change, or a spiritual change. Evolution of the tradition may be caused by a strong enough change conflicting with tradition. A transitional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sustained conflicts between changes and the tradition.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past two centuries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constant expansion of the “all-world” network structure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This change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 “power-law” pattern of distribution of opportunities, wealth, and power among the population, and thus broadly triggered the issue of justice—first of all as an urgent demand for fairness. This is the primary form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life, the pressing demand for fairness can only be met by reforms within the material-social life-world, namely political reforms. The basic direction of the urgent reform will be to stop or alleviate the power-law distribution of powers. But this requires a radical change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life-world from efficiency dominated to sentiments dominated. The demand for a change from efficiency principleto the principle of the heart-feeling, is the higher-level form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 in China.
Key words:fundamental issue;justice;spiritual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