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理谈在中国适应性理由探究
本站原创 西方经济学是产生并运用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在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时既有普适价值，也有时空偏差。恩格尔系数和“破窗理论”也不例外。因此，既要合理借鉴和引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又要注意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就是指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亦称市场经济学。以 1776 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大约经历了200 多年的历史演化，大师辈出，派别林立。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斯密、李加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凯恩斯、萨谬尔森、卢卡斯等。就理论进程来看，主要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理论阶段。本文试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恩格尔系数以及“破窗理论”为例，通过对这些指标、理论体系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情况的浅析浅析，从而对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不足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恩格尔定律的公式：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总支出变动百分比x100%＝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或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收入变动百分比x100%＝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R2）（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是：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x100%＝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作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据统计，革新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就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05年的36.7%和45.5%。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7.9%；农村居民家庭为43.7%。在国内经济学领域，有许多人也常常依据恩格尔系数来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程度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但是，笔者以为，在国外，恩格尔系数可能有着更大的参照价值，而在中国它的参照意义，尤其是在反映中国人现实的生活状态方面可能就要大打折扣，或者说单纯的恩格尔系数评价则可能有失偏颇。其理由至少有：
第一、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之外，美国、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时期，已经形成了与经济相对应的文化体系，并且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抗风险能力都已经历了发展的检验。在这样的前提下，单纯的恩格尔系数是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还很低，居民抗风险能力和社会保障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和完全建立起来，恩格尔系数难以真实的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实际。
第二、居民生活质量是经济、文化、发展预期和应对风险能力的有机统一，是多项指标的综合考量。恩格尔系数作为一个经济指标，只是居民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某种层面上对生活状况的反映和体现。进而言之，如果没有相应财富文化的进步，单纯经济的层次提升就可能导向功利主义、惟利趋向。而居民如果没有充分的对于发展前景的预期或展望，经济增长就可能丧失了持续增长的目标或动力。同样，整个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抗风险的体制机制保障，居民的经济收入或者生活水平改善就可能随时被风险击穿，迅即陷入贫困、半贫困状态。比如，我国的社会保障在当前还处在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从而导致居民生活抗风险能力低下，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在这种境况下，恩格尔系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在我国居民消费支出调查或恩格尔系数的计算过程中，存在着过多地强调经济因素，而忽略恩格尔系数背后的居民生活质量的现实差距。造成这一误差的直接理由是我们的恩格尔系数的调查计算本身缺乏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多年来，我国很多统计部门，一直在沿用“老一套”的调查策略，一般情况下主要关注居民在衣、食、住、行、娱等八大方面的支出金额和比率，却很少有针对不同类型人群、不同年龄阶段消费者消费特点和支出比重等作细致深入的调查浅析浅析。在居民消费支出的项目设计上也存在着不容回避的缺陷，传统调查中的居住消费项目内容，只包括住房装修、生活设施配套等相关费用，而没有计算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的支出部分。从连年飞涨的房价来看，住房消费的支出显然未得到充分的考虑。进而言之，如果我们将一个购买了住房，而又“按揭贷款”者的消费支出的比例进行计算的话，可能会得出其购房户已经跨入了富裕、或最富裕的程度。但是，常识告诉我们，随着房价的上涨，中国的很多人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房奴”，试问，此时的恩格尔系数还有几分参照价值呢？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条件或文化基础尚未完全具备的前提下，在调查项目设计的科学性有待提高的前提下，单纯经济指标的居民生活质量评价就可能形成了一种“富裕幻觉”——只是暂时的和眼前的，现实的经济富裕随时可能被缺乏保障的风险透支。而寄托在富裕幻觉基础上的居民生活质量，也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因为当恩格尔系数被政府发布，用于评价居民生活水平时，就极易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生活富裕幻觉。因此，在我国，切不可将其作为唯一指标来到处使用，更不应该成为层面向外界“夸富”的一个招牌。
在中国，“破窗理论”也常常被一些所谓的深谙西方经济学的人士拿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经济现象。比如，当1998年我国南方发大水时，有人就鼓吹，依照“破窗理论”，我国的经济将会因此加快增长。近年来，又不时听到包括经济学的某些大师在内一些经济理论家们也大谈特谈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破窗理论”的出现不仅有国际金融危机的陪衬，而且更以2008中国汶川大地震为鲜活例证。其观点概括讲，就是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我国的灾后重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成为中国GDP持续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等等。这种论调听来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一想，这种理论确实存在着许多漏洞和“不尽人意”的地方。
首先，灾害造成的破坏和灾后重建，表面上有拉动经济增长之功效，实则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理由就在于灾后重建消费的其实是可以用来真正推动人民生活改善的社会财富，这种所谓“需求拉动”，不仅增加了机会成本，而且也同样增加了消费成本，财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充其量只能使双重成本恢复到原有水平。即便真的拉动了GDP的增长，但灾区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短时期内还是难以提高，灾后的存活状态也难以与灾前相比，即出现典型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运行态势。因为拉动消费，归根结底还是在合理的体制机制，即老百姓的消费行为总是在现有制度和制度预期下的理性选择，要拉动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政府除了出台一般性的鼓励消费政策外，最终还是要创设适合经济发展的科学的体制机制，以增强市场主体对它的制度预期。比如，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老百姓的储蓄率就低。而东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缺失，老百姓的储蓄率就高，拿到钱后往往是紧紧攒着，为生老病死作打算，就是很好的例证。所以，那种依靠“破窗”拉动经济的理论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也是一个十分荒谬的理论假设。
其次，“破窗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有违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破窗理论”，说白了就是为了追求单个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漠视和忽视现实社会中人的存活，甚至不管经济发展主体——人的生死存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早在《论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马厩失火被焚毁，孔子退朝归来，听说此事，马上急切地询问“伤人乎”，而不问马的情况，说明了孔子所关心的首先是人有没有受伤，表现出了他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因为，相对于马而言，人更为可贵。推而广之，即使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命的损伤远远高于其它任何物质财富的损失。这也是人类社会面对灾害时最为起码和最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大灾面前，大难临头之际，谁要是还幸灾乐祸地鼓吹“破窗理论”，就别怪遭人唾骂了。这也是后来在经典的灾难经济理论体系中，“破窗理论”并没有赢得太高的地位，而且即便后来黑兹利特将其系统化，精致化后，也还是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的理由所在。
当然，这种“破窗理论”，就纯粹的经济研究来说，我们以为，它可以为人们理解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理论向度。但是，不能因此而大肆宣扬、甚至采取类似“破窗”的办法去发展经济。事实上，在现实中也没有谁家的“窗户”，允许你随意去“破”。经济学家们，请收起你的“破窗理论”，打开窗户，呼吸和窗外的平民百姓同样的空气，跟他们聊聊家常，学会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说说你的观点吧！否则别怪他们要打破你的窗子了。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犹如革新开放初期，中国各地拼命引进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生产线一样，可称得上是革新开放以来的又一次“引进”。它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经济学界的开放、开拓精神，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亟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理论的智力支撑。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个过程，既有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批判继承，更需要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发掘和潜心研究、独立研究和科学研究。只有这样，西方经济学才能不断被中国化，也才能够进一步彰显经济理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缪代文。西方经济学（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孙伯良，翁志勇。经济学概论新编[M].上海三联书店，2004。
[3]赵红英。经济学与生活[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4]梁小民。寓言中的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西方经济学，就是指被运用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亦称市场经济学。以 1776 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西方经济学大约经历了200 多年的历史演化，大师辈出，派别林立。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斯密、李加图、萨伊、穆勒、马尔萨斯、马歇尔、凯恩斯、萨谬尔森、卢卡斯等。就理论进程来看，主要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理论阶段。本文试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恩格尔系数以及“破窗理论”为例，通过对这些指标、理论体系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用情况的浅析浅析，从而对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不足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一、恩格尔系数能反映中国人的生活近况吗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它是由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的一个规律性统计数据结论，即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总支出变动百分比x100%＝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或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收入变动百分比x100%＝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R2）（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是：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x100%＝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作为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据统计，革新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就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05年的36.7%和45.5%。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7.9%；农村居民家庭为43.7%。在国内经济学领域，有许多人也常常依据恩格尔系数来说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程度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但是，笔者以为，在国外，恩格尔系数可能有着更大的参照价值，而在中国它的参照意义，尤其是在反映中国人现实的生活状态方面可能就要大打折扣，或者说单纯的恩格尔系数评价则可能有失偏颇。其理由至少有：
第一、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之外，美国、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时期，已经形成了与经济相对应的文化体系，并且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抗风险能力都已经历了发展的检验。在这样的前提下，单纯的恩格尔系数是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育程度还很低，居民抗风险能力和社会保障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和完全建立起来，恩格尔系数难以真实的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实际。
第二、居民生活质量是经济、文化、发展预期和应对风险能力的有机统一，是多项指标的综合考量。恩格尔系数作为一个经济指标，只是居民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某种层面上对生活状况的反映和体现。进而言之，如果没有相应财富文化的进步，单纯经济的层次提升就可能导向功利主义、惟利趋向。而居民如果没有充分的对于发展前景的预期或展望，经济增长就可能丧失了持续增长的目标或动力。同样，整个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抗风险的体制机制保障，居民的经济收入或者生活水平改善就可能随时被风险击穿，迅即陷入贫困、半贫困状态。比如，我国的社会保障在当前还处在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从而导致居民生活抗风险能力低下，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在这种境况下，恩格尔系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在我国居民消费支出调查或恩格尔系数的计算过程中，存在着过多地强调经济因素，而忽略恩格尔系数背后的居民生活质量的现实差距。造成这一误差的直接理由是我们的恩格尔系数的调查计算本身缺乏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多年来，我国很多统计部门，一直在沿用“老一套”的调查策略，一般情况下主要关注居民在衣、食、住、行、娱等八大方面的支出金额和比率，却很少有针对不同类型人群、不同年龄阶段消费者消费特点和支出比重等作细致深入的调查浅析浅析。在居民消费支出的项目设计上也存在着不容回避的缺陷，传统调查中的居住消费项目内容，只包括住房装修、生活设施配套等相关费用，而没有计算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的支出部分。从连年飞涨的房价来看，住房消费的支出显然未得到充分的考虑。进而言之，如果我们将一个购买了住房，而又“按揭贷款”者的消费支出的比例进行计算的话，可能会得出其购房户已经跨入了富裕、或最富裕的程度。但是，常识告诉我们，随着房价的上涨，中国的很多人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房奴”，试问，此时的恩格尔系数还有几分参照价值呢？
由此可见，在社会保障条件或文化基础尚未完全具备的前提下，在调查项目设计的科学性有待提高的前提下，单纯经济指标的居民生活质量评价就可能形成了一种“富裕幻觉”——只是暂时的和眼前的，现实的经济富裕随时可能被缺乏保障的风险透支。而寄托在富裕幻觉基础上的居民生活质量，也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因为当恩格尔系数被政府发布，用于评价居民生活水平时，就极易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生活富裕幻觉。因此，在我国，切不可将其作为唯一指标来到处使用，更不应该成为层面向外界“夸富”的一个招牌。
二、“破窗理论”的缺陷何
在“破窗理论”，也称“破窗谬论”，源于一个叫黑兹利特的学者在一本小册子中的一个譬喻（也有人认为这一理论是法国19世纪经济学家巴斯夏作为批评的靶子而总结出来的，见其著名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这位黑兹利特说，假如小孩打破了窗户，必将导致破窗人更换玻璃，这样就会使安装玻璃的人和生产玻璃的人开工，从而推动社会就业。在这里，学者是为了说明孩童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所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彻底地否定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破窗理论”是一种典型的“破坏创造财富”的理论，在地震、战争以及其它灾害发生之际，往往成为有些经济理论家们诠释灾后经济增长的理论根据。在中国，“破窗理论”也常常被一些所谓的深谙西方经济学的人士拿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经济现象。比如，当1998年我国南方发大水时，有人就鼓吹，依照“破窗理论”，我国的经济将会因此加快增长。近年来，又不时听到包括经济学的某些大师在内一些经济理论家们也大谈特谈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观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破窗理论”的出现不仅有国际金融危机的陪衬，而且更以2008中国汶川大地震为鲜活例证。其观点概括讲，就是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我国的灾后重建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成为中国GDP持续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等等。这种论调听来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一想，这种理论确实存在着许多漏洞和“不尽人意”的地方。
首先，灾害造成的破坏和灾后重建，表面上有拉动经济增长之功效，实则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理由就在于灾后重建消费的其实是可以用来真正推动人民生活改善的社会财富，这种所谓“需求拉动”，不仅增加了机会成本，而且也同样增加了消费成本，财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充其量只能使双重成本恢复到原有水平。即便真的拉动了GDP的增长，但灾区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短时期内还是难以提高，灾后的存活状态也难以与灾前相比，即出现典型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运行态势。因为拉动消费，归根结底还是在合理的体制机制，即老百姓的消费行为总是在现有制度和制度预期下的理性选择，要拉动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政府除了出台一般性的鼓励消费政策外，最终还是要创设适合经济发展的科学的体制机制，以增强市场主体对它的制度预期。比如，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老百姓的储蓄率就低。而东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缺失，老百姓的储蓄率就高，拿到钱后往往是紧紧攒着，为生老病死作打算，就是很好的例证。所以，那种依靠“破窗”拉动经济的理论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也是一个十分荒谬的理论假设。
其次，“破窗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相冲突，有违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破窗理论”，说白了就是为了追求单个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漠视和忽视现实社会中人的存活，甚至不管经济发展主体——人的生死存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背道而驰。早在《论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马厩失火被焚毁，孔子退朝归来，听说此事，马上急切地询问“伤人乎”，而不问马的情况，说明了孔子所关心的首先是人有没有受伤，表现出了他对人的生命的关心。因为，相对于马而言，人更为可贵。推而广之，即使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命的损伤远远高于其它任何物质财富的损失。这也是人类社会面对灾害时最为起码和最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在大灾面前，大难临头之际，谁要是还幸灾乐祸地鼓吹“破窗理论”，就别怪遭人唾骂了。这也是后来在经典的灾难经济理论体系中，“破窗理论”并没有赢得太高的地位，而且即便后来黑兹利特将其系统化，精致化后，也还是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的理由所在。
当然，这种“破窗理论”，就纯粹的经济研究来说，我们以为，它可以为人们理解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一个理论向度。但是，不能因此而大肆宣扬、甚至采取类似“破窗”的办法去发展经济。事实上，在现实中也没有谁家的“窗户”，允许你随意去“破”。经济学家们，请收起你的“破窗理论”，打开窗户，呼吸和窗外的平民百姓同样的空气，跟他们聊聊家常，学会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说说你的观点吧！否则别怪他们要打破你的窗子了。
总之，当前中国社会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犹如革新开放初期，中国各地拼命引进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生产线一样，可称得上是革新开放以来的又一次“引进”。它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经济学界的开放、开拓精神，另一方面也预示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亟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理论的智力支撑。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个过程，既有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批判继承，更需要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入发掘和潜心研究、独立研究和科学研究。只有这样，西方经济学才能不断被中国化，也才能够进一步彰显经济理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缪代文。西方经济学（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孙伯良，翁志勇。经济学概论新编[M].上海三联书店，2004。
[3]赵红英。经济学与生活[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4]梁小民。寓言中的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