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探讨综述
本站原创 论文摘要:［摘 要］非营利组织蓬勃兴起，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系列财务丑闻却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由此应着力探讨和构建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以引导其健康快速进展。我国非营利组织进展起步较晚，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论述探讨尚不健全，实证探讨尤其匮乏。通过对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监督、信息披露以及外部监督这三个方面的国外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监督机制对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提升组织绩效、维护行业公信力具有一定效果，这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建构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治理；监督机制；文献综述；理事会监督；审计委员会监督；信息披露；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事务所审计；社会公共服务
［］A［文章编号］1672
Sector）”、“免税部门（Taxexempt Sector）”、“志愿者部门（Voluntary Sector）”、“慈善组织（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邻里组织（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ation）”、“社会组织（Mediate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等。Wolf将非营利组织定义为：“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具备公众服务使命的非营利或慈善机构，必须经政府立案并接受相关法令规章的管辖，其经营结构必须排除私人利益或财物之获得，经营所得享有免除政府税收的优待，捐助或赞助者的捐款可以列入免税范围［1］。”
由于有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在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非营利行业蓬勃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我国政治经济体制革新的深入，非营利组织也在我国悄然兴起，在社会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进展统计报告》披露，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4.6万个，比2009年增加3.5%会计本科生毕业论文。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服务、工商服务、农村及农业进展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8.2万人，比2009年增加13.5%；形成固定资产1864.1亿元，比2009年增加81.0%；各类费用支出1195.2亿元，比2009年增加9.2%；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31.1亿元，比2009年增加
非营利组织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主体之一，其治理不足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非营利组织在宏观层面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以微观的有效运作为前提，但由于客观上有着监督主体缺位、内部人制约、产出绩效较难衡量等不足，这使得非营利组织运作中的不足尤为突出，由此需要对非营利组织实施更加公平、有效的监督。
非营利组织监督有着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监督主体缺位会计电算化毕业论文。非营利组织的产权结构类似“公益产权”，其财产及运作财产的受益权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社会，这是一种区别于私人产权和国家产权的新的产权形式。出资者“购买”服务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第三者受益，由此较难获取受益者对服务的评价，服务的间接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了监督的成本和难度。同时，出资者不同于投资者，并不要求直接的投资回报，出资者，特别是中小出资者通常缺乏对非营利组织业务和财务进行监督的动力；受益者是零成本获取救助且处于弱势地位，也无法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过多干涉或监督。第二，内部人制约。在公司治理中，实现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是使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与剩余制约权的配置相互匹配。但是在非营利组织中，不仅所有权与制约权分离，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制约权也是分离的，这种产权结构导致了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同时，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目标使得非营利组织无法像公司一样采取与业绩相关联的薪酬机制，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此外，掌握非营利组织实际制约权的内部人员容易利用手中的特权谋求自身的利益，以而出现偏离组织目标的内部人制约不足。内部人制约的具体行为多种多样，最主要的体现是组织的领导人或实际运营者对内形成权力垄断，在重大决策上独断专行，对外逃避出资者及社会公众的监督，甚至还体现为高工资、在职消费、侵占组织财产等形式。第三，产出绩效较难衡量。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曾经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不同于企业的商品产出，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是无形的，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测度。同时缺乏信号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也就缺乏传递和检验产出质量的机制和渠道。另外，在评估非营利组织产出绩效时，由于产出与社会效应的反馈之间有着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因而难以对产出绩效进行及时评价。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进展起步较晚，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论述探讨尚不健全，实证探讨尤其匮乏。由此，我们应着力探讨和构建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以期及时发现不足并预警、揭露损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道德和非营利行业公信力。与政府、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拥有不同的产权基础和委托联系，这种产权结构差别决定了非营利组织必须要有特殊的监督机制与之相适应会计毕业生论文网。本论文认为，非营利组织监督结构的基本框架由内部监督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三部分构成。内部监督机制一般包括理事会监督、审计委员会监督等；外部监督机制一般包括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事务所审计等；信息披露是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重要环节，是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实施监督的必要前提。本论文主要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探讨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构建提供启迪和参考。
源于：会计学论文题目http://www.328tiBEt.cn
论文摘要:Keating认为，非营利组织管制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使得财务信息能够做到公开披露。随着社会各界对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关注日渐集中到选择性披露上（选择性披露是指对某些选民提供实质性信息披露，对其他选民则不提供），文章对非营利组织常见的选择性披露提出了质疑。正如新时代慈善（New Era Philanthropy）丑闻所表明的，选择性披露会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持续的风险，进而损害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文章描述了现有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披露要求和潜在的缺陷，检验了两种披露环境，尤其是阐明了公允披露规则（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及其有着的缺陷，并讨论了非营利组织强化选择性披露应采取的措施［31］。
Parsons探讨了会计信息披露是否会降低非营利组织经营的不确定性。通过邮件方式向潜在的捐赠者发送包括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募捐请求，以此来判断在会计信息自愿披露的情况下，个人捐赠者是否更乐意捐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捐赠者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利用财务会计信息，而且非财务信息披露对捐赠决策也是有用的［32］。
Gordona等通过检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100份年报来判定和披露程度有关的因素。探讨发现，组织规模、所有制形式和披露程度显著相关，财务杠杆、审计师规模与披露程度并不显著相关。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程度（业务活动情况）与高授课率和低授课收入依赖性相关、与政府审计相关、与社会审计不相关会计专业毕业实习报告。规模大或由政府审计的高校会披露更多的信息，采取公司披露风格的高校将更好地实现其利益［33］。
Pablo、Natalia和Elena认为，为了防止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侵占组织资源，提升监督效力是至关重要的。文章以西班牙非政府进展组织（Non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为样本，探讨了捐赠者结构、理事会理事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探讨结果表明，机构捐赠者为非政府进展组织提供了监管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理事会结构则与组织绩效不有着相关性［35］。
Yetman等认为，利益相关者运用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来做出投资、管理和监督等决策，这些决策会影响财务信息质量。文章对财务报告治理和财务报告质量进行了多重度量，结果发现，治理结构改善会带来财务报告的质量提升，加强非营利组织监督会带来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特别是当借款人或捐赠者等参与到监督机制中来，监督效果会更好［36］。
Regan和Oster认为，政府契约引发了监督和问责不足。监督是理事会的关键职责，干预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行为是政府监督和问责的方式。文章以纽约非营利组织为样本，检验了政府拨款和理事会行为的联系。由于政府拨款程度不同，理事会行为有着显著不同，他们的精力会以传统的筹资等职能转移到财务监督等职能。这表明政府机构会运用契约选择权去影响理事会治理行为，但财务监督等活动对其他活动有挤出效应，这是否会对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带来益处有着不确定性［37］。
Guo源于：财务论文摘要http://www.328tiBEt.cn
探讨了政府拨款对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效应，通过对城市慈善机构调查数据的浅析，探讨非营利组织治理方式与政府拨款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关联。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拨款的依赖会降低组织构建有力的具有社会代表性理事会的可能性，然而志愿者自愿参与会提升这一可能性［38］。
Saidel和Harlan认为，运做政府拨款和契约的非营利组织行政人员和理事会成员经常协同工作以履行重要的治理职能。这些共享的职能体现为强大的理事会行政领导权、名望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并与或地方组织结成联系等。探讨表明，拥有政府拨款的非营利组织治理人员的职责分工应引起论述及实务界的关注［39］。
Lopez和Smith通过审计报告结果的差别来探讨非营利医疗卫生组织的审计质量，检验了美国非营利医疗卫生组织的审计师类型和审计师披露内部制约缺陷之间的联系。探讨结果发现，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披露内部制约缺陷的可能性更低。这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高审计质量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优势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46］。
Kitching对捐赠者是否青睐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基金会、捐款金额是否会随审计质量的转变而转变这两大不足进行了检验。探讨结果发现，审计质量会影响慈善市场的捐赠者决策。以信号传递角度来看，基金会受惠于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以信息观的视角来看，捐赠者对高质量审计师鉴证的财务信息变动更敏感会计毕业设计。在制约了基金会声誉变量后，捐赠者依旧青睐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基金会，但是审计质量的选择效应会随着基金会类型而变化。由此，对捐赠者来说，基金会声誉和对审计师的选择是财务信息公信力的替代机制［47］。
Tate探讨发现，会计丑闻导致萨班斯法案出台，学术探讨的关注重点集中于独立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非营利组织同样面对着监督不足。由于非营利组织并不能避开财务欺诈等不足，捐赠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支持，由此有必要保持足够的监督水平以维护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文章聚焦于非营利组织审计师选择以及与审计师变更有关的因素。通过对16000个非营利组织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后发现，运营结构转变、融资、管理层声誉、契约、审计收费与非营利组织审计师变更显著相关。此外，运营结构转变和融资决策转变会对改聘审计师的类型产生影响［48］会计毕业论文怎么写。
基于文献探讨，我们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迪。第一，非营利组织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有所不同，如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的效应与企业审计委员会的效应有所不同，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在监督方面仅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优势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等等。由此，在构建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时要借鉴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盲目模仿、照抄照搬。第二，出资者或出资机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效果显著。在现实中，“新首善”曹德旺捐款两亿扶贫资金附“严苛”问责条件，还聘请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利用进行监督，开创了我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论述和现实都说明了出资者或出资机构拥有较大的监督动力和更高的监督效力。由此，应启发和调动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的财产保护意识和监督积极性，并在制度上保障其监督权力的有效实现和监督程序的合理性。第三，我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规定，全国性民间组织应选择公开招标所确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判定，民政部2009年公布的12家中标会计师事务所中仅有4家为国内百强事务所。鉴于高质量审计对出资者决策及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影响，倡议民政部将审计质量作为招标选择事务所的首要标准，同时不应限制全国性民间组织选择政府招标范围外更高审计质量的事务所审计。第四，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仅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实现了信息公开披露，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尚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实现普遍的信息公开披露。由此，倡议政府及行业自律组织为非营利组织制定信息披露规则和评价系统，督促非营利组织充分利用网站、报纸等媒介主动公布组织的基本信息、治理结构、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审计报告，实现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社会化。
［责任编辑:王丽爱，杨凤春］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治理；监督机制；文献综述；理事会监督；审计委员会监督；信息披露；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事务所审计；社会公共服务
［］A［文章编号］1672
一、 引言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广义上涵盖“第三部门（Third Sector）”、“公益团体（Public Organization）”、“基金会（Foundation）”、“慈善部门（Charitable源于：毕业论文任务书http://www.328tiBEt.cnSector）”、“免税部门（Taxexempt Sector）”、“志愿者部门（Voluntary Sector）”、“慈善组织（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邻里组织（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ation）”、“社会组织（Mediate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独立部门（Independent Sector）”等。Wolf将非营利组织定义为：“非营利组织是一个具备公众服务使命的非营利或慈善机构，必须经政府立案并接受相关法令规章的管辖，其经营结构必须排除私人利益或财物之获得，经营所得享有免除政府税收的优待，捐助或赞助者的捐款可以列入免税范围［1］。”
由于有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非营利组织应运而生。在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非营利行业蓬勃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我国政治经济体制革新的深入，非营利组织也在我国悄然兴起，在社会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民政部发布的《2010年社会服务进展统计报告》披露，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4.6万个，比2009年增加3.5%会计本科生毕业论文。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服务、工商服务、农村及农业进展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8.2万人，比2009年增加13.5%；形成固定资产1864.1亿元，比2009年增加81.0%；各类费用支出1195.2亿元，比2009年增加9.2%；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31.1亿元，比2009年增加
7.7%，占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0.31%；接收社会捐赠410亿元。
然而，一系列财务丑闻却严重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国际上，美国联合之路（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主席因贪污受到起诉和；新世纪慈善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New Era Philanthropy）的领导因巨额投资诈骗而犯罪；圣公会浸信会教堂（the Episcopal and Baptist Churches）的领导因贪污而被起诉；全国有色人种推动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领导因不当利用资金被革职；艾德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的主席因滥发薪酬而被要求辞职［26］。在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因在2000年至2006年间擅自挪用2787万元彩票公益金投资股票而被审计署查处；自然科学基金会会计因贪污挪用公款２亿元被判死缓；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总额达1400多万元而被判无期；根据广东、山西等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对当地2009年“小金库”治理的通报，教育系统成为“小金库”重灾区；药品和医疗器械层层回扣，一些院中院成为医院腐败特区，“白色腐败”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看病贵”等不足。非营利组织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主体之一，其治理不足已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非营利组织在宏观层面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必须以微观的有效运作为前提，但由于客观上有着监督主体缺位、内部人制约、产出绩效较难衡量等不足，这使得非营利组织运作中的不足尤为突出，由此需要对非营利组织实施更加公平、有效的监督。
非营利组织监督有着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监督主体缺位会计电算化毕业论文。非营利组织的产权结构类似“公益产权”，其财产及运作财产的受益权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属于社会，这是一种区别于私人产权和国家产权的新的产权形式。出资者“购买”服务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第三者受益，由此较难获取受益者对服务的评价，服务的间接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增加了监督的成本和难度。同时，出资者不同于投资者，并不要求直接的投资回报，出资者，特别是中小出资者通常缺乏对非营利组织业务和财务进行监督的动力；受益者是零成本获取救助且处于弱势地位，也无法对非营利组织进行过多干涉或监督。第二，内部人制约。在公司治理中，实现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是使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配置与剩余制约权的配置相互匹配。但是在非营利组织中，不仅所有权与制约权分离，剩余索取权和剩余制约权也是分离的，这种产权结构导致了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同时，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目标使得非营利组织无法像公司一样采取与业绩相关联的薪酬机制，也就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此外，掌握非营利组织实际制约权的内部人员容易利用手中的特权谋求自身的利益，以而出现偏离组织目标的内部人制约不足。内部人制约的具体行为多种多样，最主要的体现是组织的领导人或实际运营者对内形成权力垄断，在重大决策上独断专行，对外逃避出资者及社会公众的监督，甚至还体现为高工资、在职消费、侵占组织财产等形式。第三，产出绩效较难衡量。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曾经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不同于企业的商品产出，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是无形的，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测度。同时缺乏信号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也就缺乏传递和检验产出质量的机制和渠道。另外，在评估非营利组织产出绩效时，由于产出与社会效应的反馈之间有着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因而难以对产出绩效进行及时评价。
我国的非营利组织进展起步较晚，关于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论述探讨尚不健全，实证探讨尤其匮乏。由此，我们应着力探讨和构建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以期及时发现不足并预警、揭露损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道德和非营利行业公信力。与政府、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拥有不同的产权基础和委托联系，这种产权结构差别决定了非营利组织必须要有特殊的监督机制与之相适应会计毕业生论文网。本论文认为，非营利组织监督结构的基本框架由内部监督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三部分构成。内部监督机制一般包括理事会监督、审计委员会监督等；外部监督机制一般包括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事务所审计等；信息披露是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重要环节，是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实施监督的必要前提。本论文主要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探讨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构建提供启迪和参考。
源于：会计学论文题目http://www.328tiBEt.cn
论文摘要:Keating认为，非营利组织管制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使得财务信息能够做到公开披露。随着社会各界对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关注日渐集中到选择性披露上（选择性披露是指对某些选民提供实质性信息披露，对其他选民则不提供），文章对非营利组织常见的选择性披露提出了质疑。正如新时代慈善（New Era Philanthropy）丑闻所表明的，选择性披露会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持续的风险，进而损害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文章描述了现有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披露要求和潜在的缺陷，检验了两种披露环境，尤其是阐明了公允披露规则（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及其有着的缺陷，并讨论了非营利组织强化选择性披露应采取的措施［31］。
Parsons探讨了会计信息披露是否会降低非营利组织经营的不确定性。通过邮件方式向潜在的捐赠者发送包括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募捐请求，以此来判断在会计信息自愿披露的情况下，个人捐赠者是否更乐意捐赠。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捐赠者做出决策时不仅会利用财务会计信息，而且非财务信息披露对捐赠决策也是有用的［32］。
Gordona等通过检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100份年报来判定和披露程度有关的因素。探讨发现，组织规模、所有制形式和披露程度显著相关，财务杠杆、审计师规模与披露程度并不显著相关。非财务信息的披露程度（业务活动情况）与高授课率和低授课收入依赖性相关、与政府审计相关、与社会审计不相关会计专业毕业实习报告。规模大或由政府审计的高校会披露更多的信息，采取公司披露风格的高校将更好地实现其利益［33］。
(三) 外部监督
1. 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监督
Callen、Klein和Tinkelman探讨了非营利组织绩效和理事会结构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主要捐赠者参与理事会情况和组织绩效之间显著相关，这与Fama和Jensen的“主要捐赠者通过参与理事会实现监督”猜想一致。探讨发现，总费用与业务活动成本的比率和主要捐赠者参与率显著负相关，不同因素会影响管理费用比率和筹资费用比率，主要捐赠者参与财务委员会比率和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主要捐赠者参与其他委员会比率和非营利组织绩效不有着显著相关联系［34］。Pablo、Natalia和Elena认为，为了防止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侵占组织资源，提升监督效力是至关重要的。文章以西班牙非政府进展组织（Nongovernment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为样本，探讨了捐赠者结构、理事会理事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探讨结果表明，机构捐赠者为非政府进展组织提供了监管机制，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理事会结构则与组织绩效不有着相关性［35］。
Yetman等认为，利益相关者运用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来做出投资、管理和监督等决策，这些决策会影响财务信息质量。文章对财务报告治理和财务报告质量进行了多重度量，结果发现，治理结构改善会带来财务报告的质量提升，加强非营利组织监督会带来高质量的财务报告，特别是当借款人或捐赠者等参与到监督机制中来，监督效果会更好［36］。
Regan和Oster认为，政府契约引发了监督和问责不足。监督是理事会的关键职责，干预非营利组织理事会行为是政府监督和问责的方式。文章以纽约非营利组织为样本，检验了政府拨款和理事会行为的联系。由于政府拨款程度不同，理事会行为有着显著不同，他们的精力会以传统的筹资等职能转移到财务监督等职能。这表明政府机构会运用契约选择权去影响理事会治理行为，但财务监督等活动对其他活动有挤出效应，这是否会对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带来益处有着不确定性［37］。
Guo源于：财务论文摘要http://www.328tiBEt.cn
探讨了政府拨款对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效应，通过对城市慈善机构调查数据的浅析，探讨非营利组织治理方式与政府拨款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关联。结果表明，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拨款的依赖会降低组织构建有力的具有社会代表性理事会的可能性，然而志愿者自愿参与会提升这一可能性［38］。
Saidel和Harlan认为，运做政府拨款和契约的非营利组织行政人员和理事会成员经常协同工作以履行重要的治理职能。这些共享的职能体现为强大的理事会行政领导权、名望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并与或地方组织结成联系等。探讨表明，拥有政府拨款的非营利组织治理人员的职责分工应引起论述及实务界的关注［39］。
2. 事务所审计
审计需求来源于组织中契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审计是资源提供者监督投入到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按照特定意愿利用的重要工具［40］。探讨关注会计师事务所和非营利组织审计质量之间的关联，丰富了非营利组织治理及审计质量的探讨论述［4145］。Lopez和Smith通过审计报告结果的差别来探讨非营利医疗卫生组织的审计质量，检验了美国非营利医疗卫生组织的审计师类型和审计师披露内部制约缺陷之间的联系。探讨结果发现，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披露内部制约缺陷的可能性更低。这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高审计质量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表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优势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46］。
Kitching对捐赠者是否青睐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基金会、捐款金额是否会随审计质量的转变而转变这两大不足进行了检验。探讨结果发现，审计质量会影响慈善市场的捐赠者决策。以信号传递角度来看，基金会受惠于聘用高质量的审计师；以信息观的视角来看，捐赠者对高质量审计师鉴证的财务信息变动更敏感会计毕业设计。在制约了基金会声誉变量后，捐赠者依旧青睐于聘用高质量审计师的基金会，但是审计质量的选择效应会随着基金会类型而变化。由此，对捐赠者来说，基金会声誉和对审计师的选择是财务信息公信力的替代机制［47］。
Tate探讨发现，会计丑闻导致萨班斯法案出台，学术探讨的关注重点集中于独立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非营利组织同样面对着监督不足。由于非营利组织并不能避开财务欺诈等不足，捐赠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支持，由此有必要保持足够的监督水平以维护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文章聚焦于非营利组织审计师选择以及与审计师变更有关的因素。通过对16000个非营利组织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后发现，运营结构转变、融资、管理层声誉、契约、审计收费与非营利组织审计师变更显著相关。此外，运营结构转变和融资决策转变会对改聘审计师的类型产生影响［48］会计毕业论文怎么写。
三、 探讨启迪
本论文对国外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探讨进行综述后发现，监督机制对改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提升组织绩效、维护行业公信力具有一定的效果。虽然我国非营利组织进展起步较晚，但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转型、事业单位革新的深入推进、医疗和教育等行业的公益化回归、和谐社会社保系统及公共突发事件保障系统的改善，非营利组织必将释放出更大的潜能和活力。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快速进展，其监督机制亟待改善。由此，本论文在借鉴国外先进探讨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旨在为探讨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方式提供经验证据。基于文献探讨，我们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迪。第一，非营利组织治理中的监督机制和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有所不同，如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的效应与企业审计委员会的效应有所不同，非营利组织审计委员会在监督方面仅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优势并不适用于所有部门等等。由此，在构建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时要借鉴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盲目模仿、照抄照搬。第二，出资者或出资机构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效果显著。在现实中，“新首善”曹德旺捐款两亿扶贫资金附“严苛”问责条件，还聘请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利用进行监督，开创了我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论述和现实都说明了出资者或出资机构拥有较大的监督动力和更高的监督效力。由此，应启发和调动出资者或出资机构的财产保护意识和监督积极性，并在制度上保障其监督权力的有效实现和监督程序的合理性。第三，我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规定，全国性民间组织应选择公开招标所确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0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判定，民政部2009年公布的12家中标会计师事务所中仅有4家为国内百强事务所。鉴于高质量审计对出资者决策及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影响，倡议民政部将审计质量作为招标选择事务所的首要标准，同时不应限制全国性民间组织选择政府招标范围外更高审计质量的事务所审计。第四，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中仅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实现了信息公开披露，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尚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实现普遍的信息公开披露。由此，倡议政府及行业自律组织为非营利组织制定信息披露规则和评价系统，督促非营利组织充分利用网站、报纸等媒介主动公布组织的基本信息、治理结构、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审计报告，实现信息透明化、公开化、社会化。
［责任编辑:王丽爱，杨凤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