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水污染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水污染防治政策分析
本站原创 [摘要]对企业水污染加以防治，政府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能否以及如何从工具箱中选择最有效的治理工具，不仅成为环境监管者的重要关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水污染防治的绩效。本文通过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水污染防治进行政策分析，探究此项政策领域中交易成本的构成、影响因素以及测量方法，从而促进水污染防治中政策设计和工具选择的优化。
[关键词]水污染；政策工具；交易成本；测量方法会计方向论文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8-0041-04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工业企业污水排放仍然是我国水污染的重要成因。因此，加强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监管，是水污染防治的重要内容。对企业水污染加以防治，政府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对于环境监管部门来说，能否从政策工具箱中选择最有效的治理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水污染防治的绩效。我们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对企业水污染防治进行政策分析，探究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构成、影响因素以及测量方法，从而促进环境政策设计和工具选择的优化。
命令控制型管制模式在实践中所暴露的弊端促使经济工具在水污染防治中受到追捧。所谓经济工具，也被称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工具，是指运用市场信号为企业或社会公众提供激励，从而诱使它们做出符合政府决策目标的行为。常见的经济工具包括排污权交易、环境税费、使用者收费、生态补偿机制等。尽管借助市场力量实现水污染防治的目标，从理论上讲是一条成本更低的路径，然而实践中经济工具不仅在设计环节存在潜在问题，而且运用市场机制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这一点往往受到忽略。命令控制型管制模式以及经济工具在应用中所出现的问题，促使政策制定者探索新的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
水污染防治领域的新工具，指的是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以及经济工具之外的新方法。换句话说，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以及经济工具，属于水污染防治的传统方法。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产摘自：本科毕业论文http://www.328tibet.cn
生负外部性行为的市场主体施加控制，偏离行为将遭受惩罚。新工具主要包括教育方法、信息供给方法以及自愿途径。教育方法是通过系统和结构化的方式，向学生或全体公民传授有关水资源、水污染等领域的科学知识，促进受众的知识提升以及价值规范的确立。信息供给方法，主要是由政府、企业或行业协会，借助环境信息公开、生态标签、环境认证等手段，传递企业环境行为信息，从而诱导消费者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市场选择。自愿途径包括企业主动采取超越遵从的行为、与管制主体签订自愿协议、由行业协会发起的自愿协议以及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以上三种类型的新工具，其共同点是通过含蓄的途径诱导污染者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或者间接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来驱动企业实现环境行为转型。
以上我们将水污染防治的政策工具划分为传统工具和新工具。传统工具包括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和经济工具。新工具包括教育方法、信息供给方法以及自愿途径等。其中的任何类型，又可以作进一步的分类。如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包括制定环境标准、强制执行生产流程或污染控制技术。事实上，无论环境政策工具如何创新，它们均可归类为三种最基本的治理结构：即命令控制、经济工具以及自愿途径。这三种基本的治理结构在实现水污染防治政策目标中依据不同的权力逻辑，同时各自也存在不同的优势领域和缺陷。
在水污染防治中，任何一种治理结构的选择和使用，都是需要成本的。以往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文献中，之所以将经济效率或成本收益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原因也在于此。然而，以往环境经济学文献通常只考虑环境政策工具所引致的直接成本，这样的测量显然偏离了实际运行成本，不利于政策工具的科学设计和正确选择。以治理结构为视角来看待环境政策工具，分析和测量制度运行的总体成本，能够为水污染防治中政策工具的设计和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这里的环境治理结构的总体运行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成本。
交易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指的是在资源使用上存在冲突的双方或者多方的基本协调问题，往往涉及到产权的转让。[3]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河流水污染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从而为政府干预提供充分依据的做法，对于水污染的防治，理由并不充分，并且限制了解决方案。政府干预本身既可以是解决方案，也可能是问题来源。河流既可以用来发展渔产业，也可以用来旅游休闲；既可以用来造水电站生产电能，也可以用来发展水上运输；既可以用来农田灌溉，也可以用来倾倒工业废弃物。这些对水资源不同的利用方式，有的彼此兼容，有的互相冲突。水污染本质上是因为不同主体对水资源竞争性使用所引发的冲突。因此，解决水污染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界定谁拥有做什么的合法权利。[4]财务毕业论文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指的是用来界定、建立、维持以及转让产权的资源成本。需要注意的是，与威廉姆森等人将交易成本应用于产业组织的情境有所不同，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市场主体之间，而是围绕环境产权保护，产生于管制机构和社会主体之间。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源自于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5]交易双方试图采取行动来管理和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交易成本由此产生。这些引致交易成本的活动包括搜集和研究信息、协商和制定规则、监督规则的执行以及对违约情形做出惩罚。概括来说，环境政策过程的交易成本包括合约制定前的成本以及合约制定后的监督和执行成本。将交易成本纳入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选择的标准，不仅需要弄清楚交易成本的构成，还需要分析交易成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配情况（见表2）
1.资产专用性。所谓的资产专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指的是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而很难再移做他用性质的资产。倘若改作他用，价值会降低，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资产。水污染防治中的资产专用性主要包括：地理区位的专用性、物理资产的专用性以及人力资产的专用性。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就具有典型的地理区位专用性。企业购置的污水处理设备就具有典型的物理资产专用性。造纸厂聘用的环境技术人员就具有典型的人力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交易成本通常越高，往往需要制定非标准合同加以保障。
2.交易的频率。交易发生的频率或者说数量，也会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倘若交易重复发生，这种情况下，即使被交易的物品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也可以大大减少。这是因为，一方面交易的频繁发生，有利于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持续合作的愿望，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长期合约的设计，每次交易无需重新签订，节约了信息搜集和博弈的成本。
3.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首先，环境行为和环境结果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在水污染防治中，企业的污染防治行为并不等同于水质的改善，因为水质还受到非点源污染、地表径流、自然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其次，缔约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再详尽的合约也无法约束双方当事人所有的具体行为。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交易双方在起草合约以及监督合约执行过程中需要搜集的信息就越多，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学校会计论文
互间的信任、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发展了这种观点，承认人是理性的，但是在预测所有情境中存在约束。即有限理性指的是“理性主体在规划和解决复杂问题以及处理信息过程中的能力是有限的。”[7]在水污染防治政策中，有限理性意味着各方面在做出交易决策之前、过程中以及之后，都需要耗费时间成本以及调整成本。尤其对于水污染防治以及污水处理设备安装这样的技术复杂易，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将增加交易成本。在水污染防治中，环境知识的教育以及以往的经历有助于减少有限理性和相应的交易成本。
2.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也被称为投机主义。在威廉姆森看来，指的是人们在自利和欺诈情形下所做出的决策行为。具体来说，机会主义行为指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不完全如实地披露所有的信息及从事其他损人利己的行为。当合约行为很难被观察或者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交易主体极容易做出机会主义行为。在水污染防治中，企业长期闲置治污设施、白天正常运行而夜晚停止使用、通过暗管偷排或者超标排放，都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针对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监管者的选择要么是制定更加严厉的规章制度，要么是增加监控的精力和频次，毫无疑问都会增加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
3.社会资本。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在水污染防治中，交易主体的社会资本对交易成本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最典型的就是相互信任、共同的认识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关系。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信任关系，那么无论是水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还是后续的政策执行和监管都会变得顺畅，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共同的认识或意识形态，比如对于水资源价值、水污染危害以及企业环境责任的共识，有助于企业的自觉守法从而减少政府的监管成本。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网络，尤其对于水污染防治过程中的自愿协议至关重要。无论是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环境协议，还是行业协会发起的水污染防治自愿协议，通力合作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减少合约制定的信息搜集成本和营销成本。
水污染防治政策交易成本测量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测量的精确性（即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时点选择（即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以及全面性（即公私部门的成本分担）的权衡。显性成本是用支付的成本，测量起来比较容易而且精确；隐性成本通常是机会成本，不仅应该包含在内，而且要力求准确。事前成本是指决策制定前的交易成本预测量；事后成本是政策执行后的交易成本测量。事前的交易成本测量能够为政策工具选择以及设计提供重要的信息；事后的交易成本测量是政策效果评估的重要部分，能够为今后的政策设计提供借鉴。权衡的全面性要求政策分析者在测量和权衡各项政策工具的交易成本时，必须将每一项政策方案对公共部门以及私人部门施加的交易成本全部涵盖在内。
水污染防治政策交易成本测量的最后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测量方法的选择。与企业的生产成本测量、组织的管理成本测量不同，由于交易成本测量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产权制度、公共政策、习俗规范等存在密切联系，而这些因素都难以量化，因此交易成本测量中必须依赖于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的结合。对于研究者来说，真实数据的获得是交易成本测量的重要环节。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数据，分布于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甚至需要调研者自身去挖掘。可以想象，倘若是陌生研究者的闯入以及对于数据的申请或搜集，无论是公共部门的管理者还是企业管理者，警惕、怀疑甚至拒绝，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在政策项目的交易成本测量过程中，建立信任关系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环节。至于具体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两种类型：调查以及访谈，通常用于隐易成本的测量；政府报告、财务报表以及预算文件的获取和分析，可直接用于显易成本的测量。[9]由于获取数据本身需要耗费一定成本，因此研究者需要在数据的精确性、全面性和获取数据的成本和价值之间做出判断。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工具是交易成本。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其核心就是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比较行政命令、市场交换以及社会网络这三种基本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原则上，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可以利用这三种基本治理结构及其衍生的各种具体政策工具加以解决。各种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的选择过程必须将交易成本评估纳入进来。将交易成本引入到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评估之中，不仅有利于促进政策方案的有效设计和执行，而且有助于跨越政策的完整生命周期来评估政策的预算影响，从而做出更科学的政策工具比较和选择。
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受到三类因素的影响，即交易自身的特征、交易主体的特征以及交易的制度环境。交易自身的特征包括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频率以及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主体的特征包括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社会资本。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既可以增加交易成本，也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取决于当前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匹配程度。交易成本测量是水污染防治政策交易成本研究的重点，更是难点。测量的前提就是交易成本的界域设定以及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公私部门的成本分担之间的权衡。至于交易成本的测量方法选择，根据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的差别，需要多种方法的结合，常用的包括调查法、访谈法、政府报告、预算文件查阅等。接下来的研究，不仅在交易成本测量技术上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另外，如何将交易成本分析和测量方法应用于水污染防治政策的项目之中，也是公共管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任务。
[参考文献]会计学开题报告范文
朱德米.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1）.
Lawrence H. Goulder and Ian W.H. Parry. Instrument Choice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2008（2）.
[3]Beckmann，V.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owards a New Approa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200
[5]A怎样写论文http://www.328tibet.cn
nthea Coggan， Stuart M. Whitten， and Jeff Bennett. Influnces of Transaction Cost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69）.
[6]Williamson，O.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How It Works， Where It is Headed. De Economist， 1998（146）.毕业论文范文
[7]Simon，H. Administrative Behior. MacMillan， New York. 195
[9]McCann， L， Colby， B.Easter， K.Kasterine， A.， Kuperan， K. Transaction Cost Measurement for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2005（52）.
（责任编辑李之坚）
[关键词]水污染；政策工具；交易成本；测量方法会计方向论文
[]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8-0041-04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工业企业污水排放仍然是我国水污染的重要成因。因此，加强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监管，是水污染防治的重要内容。对企业水污染加以防治，政府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对于环境监管部门来说，能否从政策工具箱中选择最有效的治理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水污染防治的绩效。我们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对企业水污染防治进行政策分析，探究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构成、影响因素以及测量方法，从而促进环境政策设计和工具选择的优化。
一、水污染防治的政策工具选择和交易成本
对于工业企业水污染，传统的政府环境监管采取的是命令控制方法，也就是环境执法部门要求企业做出特定行为的直接监管。实践中，命令控制型的直接监管包括两种执行路径：一种是为企业制定统一的环境标准，另一种是要求企业采纳特定的生产流程或污染控制技术。这种命令控制型的环境监管模式，在实施了多年以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水质恶化的局面。命令控制型管制模式在实践中所暴露的弊端促使经济工具在水污染防治中受到追捧。所谓经济工具，也被称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工具，是指运用市场信号为企业或社会公众提供激励，从而诱使它们做出符合政府决策目标的行为。常见的经济工具包括排污权交易、环境税费、使用者收费、生态补偿机制等。尽管借助市场力量实现水污染防治的目标，从理论上讲是一条成本更低的路径，然而实践中经济工具不仅在设计环节存在潜在问题，而且运用市场机制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这一点往往受到忽略。命令控制型管制模式以及经济工具在应用中所出现的问题，促使政策制定者探索新的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
水污染防治领域的新工具，指的是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以及经济工具之外的新方法。换句话说，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以及经济工具，属于水污染防治的传统方法。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产摘自：本科毕业论文http://www.328tibet.cn
生负外部性行为的市场主体施加控制，偏离行为将遭受惩罚。新工具主要包括教育方法、信息供给方法以及自愿途径。教育方法是通过系统和结构化的方式，向学生或全体公民传授有关水资源、水污染等领域的科学知识，促进受众的知识提升以及价值规范的确立。信息供给方法，主要是由政府、企业或行业协会，借助环境信息公开、生态标签、环境认证等手段，传递企业环境行为信息，从而诱导消费者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市场选择。自愿途径包括企业主动采取超越遵从的行为、与管制主体签订自愿协议、由行业协会发起的自愿协议以及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以上三种类型的新工具，其共同点是通过含蓄的途径诱导污染者做出有利于环境的行为，或者间接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来驱动企业实现环境行为转型。
以上我们将水污染防治的政策工具划分为传统工具和新工具。传统工具包括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和经济工具。新工具包括教育方法、信息供给方法以及自愿途径等。其中的任何类型，又可以作进一步的分类。如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包括制定环境标准、强制执行生产流程或污染控制技术。事实上，无论环境政策工具如何创新，它们均可归类为三种最基本的治理结构：即命令控制、经济工具以及自愿途径。这三种基本的治理结构在实现水污染防治政策目标中依据不同的权力逻辑，同时各自也存在不同的优势领域和缺陷。
在水污染防治中，任何一种治理结构的选择和使用，都是需要成本的。以往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文献中，之所以将经济效率或成本收益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原因也在于此。然而，以往环境经济学文献通常只考虑环境政策工具所引致的直接成本，这样的测量显然偏离了实际运行成本，不利于政策工具的科学设计和正确选择。以治理结构为视角来看待环境政策工具，分析和测量制度运行的总体成本，能够为水污染防治中政策工具的设计和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这里的环境治理结构的总体运行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成本。
交易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指的是在资源使用上存在冲突的双方或者多方的基本协调问题，往往涉及到产权的转让。[3]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河流水污染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从而为政府干预提供充分依据的做法，对于水污染的防治，理由并不充分，并且限制了解决方案。政府干预本身既可以是解决方案，也可能是问题来源。河流既可以用来发展渔产业，也可以用来旅游休闲；既可以用来造水电站生产电能，也可以用来发展水上运输；既可以用来农田灌溉，也可以用来倾倒工业废弃物。这些对水资源不同的利用方式，有的彼此兼容，有的互相冲突。水污染本质上是因为不同主体对水资源竞争性使用所引发的冲突。因此，解决水污染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界定谁拥有做什么的合法权利。[4]财务毕业论文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成本指的是用来界定、建立、维持以及转让产权的资源成本。需要注意的是，与威廉姆森等人将交易成本应用于产业组织的情境有所不同，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通常并不是发生在市场主体之间，而是围绕环境产权保护，产生于管制机构和社会主体之间。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源自于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5]交易双方试图采取行动来管理和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交易成本由此产生。这些引致交易成本的活动包括搜集和研究信息、协商和制定规则、监督规则的执行以及对违约情形做出惩罚。概括来说，环境政策过程的交易成本包括合约制定前的成本以及合约制定后的监督和执行成本。将交易成本纳入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选择的标准，不仅需要弄清楚交易成本的构成，还需要分析交易成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配情况（见表2）
二、水污染防治政策交易成本的影响因素
本节内容重点研究哪些因素共同决定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大小。这部分内容借鉴威廉姆森在研究产业组织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6]，同时吸收了环境管理领域学者先前做出的实证研究成果。(一)交易自身的特征
交易自身的特征，指的是环境监管机构和企业围绕水污染防治和环境产权保护之间进行的交易所具有的特征，包括资产专用性、交易的频率以及交易的不确定性。1.资产专用性。所谓的资产专用性，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指的是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而很难再移做他用性质的资产。倘若改作他用，价值会降低，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资产。水污染防治中的资产专用性主要包括：地理区位的专用性、物理资产的专用性以及人力资产的专用性。工业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就具有典型的地理区位专用性。企业购置的污水处理设备就具有典型的物理资产专用性。造纸厂聘用的环境技术人员就具有典型的人力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交易成本通常越高，往往需要制定非标准合同加以保障。
2.交易的频率。交易发生的频率或者说数量，也会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倘若交易重复发生，这种情况下，即使被交易的物品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也可以大大减少。这是因为，一方面交易的频繁发生，有利于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持续合作的愿望，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长期合约的设计，每次交易无需重新签订，节约了信息搜集和博弈的成本。
3.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首先，环境行为和环境结果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在水污染防治中，企业的污染防治行为并不等同于水质的改善，因为水质还受到非点源污染、地表径流、自然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其次，缔约方行为的不确定性。再详尽的合约也无法约束双方当事人所有的具体行为。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交易双方在起草合约以及监督合约执行过程中需要搜集的信息就越多，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学校会计论文
(二)交易主体的特征
在水污染防治中，交易主体主要包括监管机构、企业、环保组织等。交易主体的特征，对交易成本的高低也会产生影响。交易主体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相摘自：毕业论文小结http://www.328tibet.cn互间的信任、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
1.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发展了这种观点，承认人是理性的，但是在预测所有情境中存在约束。即有限理性指的是“理性主体在规划和解决复杂问题以及处理信息过程中的能力是有限的。”[7]在水污染防治政策中，有限理性意味着各方面在做出交易决策之前、过程中以及之后，都需要耗费时间成本以及调整成本。尤其对于水污染防治以及污水处理设备安装这样的技术复杂易，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将增加交易成本。在水污染防治中，环境知识的教育以及以往的经历有助于减少有限理性和相应的交易成本。
2.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也被称为投机主义。在威廉姆森看来，指的是人们在自利和欺诈情形下所做出的决策行为。具体来说，机会主义行为指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不完全如实地披露所有的信息及从事其他损人利己的行为。当合约行为很难被观察或者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交易主体极容易做出机会主义行为。在水污染防治中，企业长期闲置治污设施、白天正常运行而夜晚停止使用、通过暗管偷排或者超标排放，都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针对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监管者的选择要么是制定更加严厉的规章制度，要么是增加监控的精力和频次，毫无疑问都会增加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
3.社会资本。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包括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在水污染防治中，交易主体的社会资本对交易成本具有重要影响。这里最典型的就是相互信任、共同的认识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关系。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信任关系，那么无论是水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还是后续的政策执行和监管都会变得顺畅，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共同的认识或意识形态，比如对于水资源价值、水污染危害以及企业环境责任的共识，有助于企业的自觉守法从而减少政府的监管成本。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网络，尤其对于水污染防治过程中的自愿协议至关重要。无论是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环境协议，还是行业协会发起的水污染防治自愿协议，通力合作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减少合约制定的信息搜集成本和营销成本。
(三)交易的制度环境
一项新的水污染防治政策的出台，已有的制度环境可分为三种情形，这将对交易成本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一种情形是，这项新政策是现有法律制度的具体化，或者同现有的污染防治政策相兼容；第二种情形是，这项新政策是全新的制度安排，没有政策先例；第三种情形是，这项新政策的出台，同以往的政策相抵触，或者和相邻的政策存在冲突。这三种情形中，第一种情形，政策执行中的交易成本最低；第三种情形，政策执行中的交易成本最高；第二种情形的交易成本介于前两种情形之间。总而言之，现有的制度环境可以增加或减少新政策设立的交易成本，取决于新政策是否与现有的制度环境相匹配。[8]三、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测量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只有能被测量的，才能被管理（what gets measured gets managed）。水污染防治政策交易成本研究的重心，一方面是研究哪些因素对交易成本高低构成影响，另一方面就是对具体环境政策的交易成本加以测量。以往的交易成本测量文献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测量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某经济体交易成本总量，也就是宏观层次的测量；另一类是微观层次的交易成本测量研究。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测量属于微观层次的测量，也就是测量一项水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事实上，这是典型的“政策诱致型交易成本”（Policy-induced Transaction Costs）。 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测量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哪些成本应该包含在内，哪些应该排除在外，以及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事实上，这牵涉到交易成本的界域设定。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测量，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测量市场交易的成本，即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市场交易成本测量；第二个层次是水污染防治领域利用市场和创建市场的交易成本测量，即环境税费、生态补偿机制、可交易的许可证等所诱使的交易成本测量；第三个层次是水污染防治法律和制度变革所引致的交易成本，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所带来的交易成本测量。显然，由于这三种层次的政策结构是嵌入式的，因此，前一种交易成本是后者的组成部分。水污染防治政策交易成本测量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测量的精确性（即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时点选择（即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以及全面性（即公私部门的成本分担）的权衡。显性成本是用支付的成本，测量起来比较容易而且精确；隐性成本通常是机会成本，不仅应该包含在内，而且要力求准确。事前成本是指决策制定前的交易成本预测量；事后成本是政策执行后的交易成本测量。事前的交易成本测量能够为政策工具选择以及设计提供重要的信息；事后的交易成本测量是政策效果评估的重要部分，能够为今后的政策设计提供借鉴。权衡的全面性要求政策分析者在测量和权衡各项政策工具的交易成本时，必须将每一项政策方案对公共部门以及私人部门施加的交易成本全部涵盖在内。
水污染防治政策交易成本测量的最后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测量方法的选择。与企业的生产成本测量、组织的管理成本测量不同，由于交易成本测量在相当大程度上与产权制度、公共政策、习俗规范等存在密切联系，而这些因素都难以量化，因此交易成本测量中必须依赖于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的结合。对于研究者来说，真实数据的获得是交易成本测量的重要环节。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数据，分布于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甚至需要调研者自身去挖掘。可以想象，倘若是陌生研究者的闯入以及对于数据的申请或搜集，无论是公共部门的管理者还是企业管理者，警惕、怀疑甚至拒绝，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在政策项目的交易成本测量过程中，建立信任关系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环节。至于具体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两种类型：调查以及访谈，通常用于隐易成本的测量；政府报告、财务报表以及预算文件的获取和分析，可直接用于显易成本的测量。[9]由于获取数据本身需要耗费一定成本，因此研究者需要在数据的精确性、全面性和获取数据的成本和价值之间做出判断。
四、结论与建议会计信息披露
水污染以及水污染防治是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经济学在研究水污染防治政策中所使用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外部性。外部性通常被作为政府干预环境问题的合法性依据。现实中的政府失灵表明，以外部性理论为依据，将政府干预作为环境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存在问题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污染是社会主体对自然资源（例如水和空气等）的冲突性使用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引入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分析，不仅有利于深化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而且有利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创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工具是交易成本。水污染防治政策的交易成本分析，其核心就是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比较行政命令、市场交换以及社会网络这三种基本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原则上，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可以利用这三种基本治理结构及其衍生的各种具体政策工具加以解决。各种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的选择过程必须将交易成本评估纳入进来。将交易成本引入到水污染防治政策工具评估之中，不仅有利于促进政策方案的有效设计和执行，而且有助于跨越政策的完整生命周期来评估政策的预算影响，从而做出更科学的政策工具比较和选择。
水污染防治政策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受到三类因素的影响，即交易自身的特征、交易主体的特征以及交易的制度环境。交易自身的特征包括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频率以及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主体的特征包括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社会资本。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既可以增加交易成本，也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取决于当前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匹配程度。交易成本测量是水污染防治政策交易成本研究的重点，更是难点。测量的前提就是交易成本的界域设定以及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公私部门的成本分担之间的权衡。至于交易成本的测量方法选择，根据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的差别，需要多种方法的结合，常用的包括调查法、访谈法、政府报告、预算文件查阅等。接下来的研究，不仅在交易成本测量技术上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另外，如何将交易成本分析和测量方法应用于水污染防治政策的项目之中，也是公共管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共同任务。
[参考文献]会计学开题报告范文
朱德米.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1）.
Lawrence H. Goulder and Ian W.H. Parry. Instrument Choice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2008（2）.
[3]Beckmann，V.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owards a New Approa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200
2.pp1-2
[4]Douadia Bougherara， Gilles Grolleau and Naoufel Mzoughi. Application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Orlando Florida.USA， July 27-29， 2008.pp1-32.[5]A怎样写论文http://www.328tibet.cn
nthea Coggan， Stuart M. Whitten， and Jeff Bennett. Influnces of Transaction Cost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69）.
[6]Williamson，O.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How It Works， Where It is Headed. De Economist， 1998（146）.毕业论文范文
[7]Simon，H. Administrative Behior. MacMillan， New York. 195
7.p56.
[8]Magali Delmas， Alfred Marcus. Firms’ Choice of Regulatory Instruments to Reduce Pollution：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Business and Politics， 2004（3）.[9]McCann， L， Colby， B.Easter， K.Kasterine， A.， Kuperan， K. Transaction Cost Measurement for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2005（52）.
（责任编辑李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