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本土组织记忆测量模型改善：本土量表开发与验证结论
本站原创4.量表生成
依据上述13个典型短语，结合文献语句，按照题项冗余的原则，本文最终得到17个题项（编码为OM1—OM17），分别为：企业常常选派员工参加企业外的学习和培训（OM1）；企业注重吸引优秀人员（OM2）；企业成员经常将经验和学习后的总结进行分享（OM3）；企业定期召开正式或非正式的讨论会（OM4）；企业定期召开跨部门的交流会（OM5）；企业能够快速接受新知识，剔除旧知识（OM6）；企业曾受新闻媒体、研究机构、金融服务公司或政府管理部门的报道、研究或资料记载（OM7）；企业建立了专家系统或案例系统等智能系统以保持组织经验型知识（OM8）；企业建立了自动化生产系统或机器人系统以保持过程型知识（OM9）；企业建立了神经网络系统以保持模块化知识（OM10）；企业配备专家负责记忆数据库的维护和升级等服务（OM11）；企业支持知识提取（OM12）；企业和员工经常本能或自动提取已有知识（OM13）；企业经常从已有知识中提取信息（OM14）；企业能够运用已有知识（OM15）；企业能够利用有益的研究（OM16）；企业调用知识的频率较高（OM17）。三、组织记忆量表的预试与分析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根据上述17个题项，应用Likert5点量表，形成组织记忆初始量表。该量表共包含17个问题。用此组织记忆初始量表，对东北财经大学2010级MBA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该问卷进行预测试。本研究采取现场发放的方式共发放问卷60份，回收55份，回收率为92%；问卷中所有测度问项都回答完整的有效问卷30份，有效率为50%。企业所属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住宿和建筑房地产等多个行业，包括职工人数从100人以下到1 000人以上的不同规模企业。这些样本企业并非同质性的企业组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男性占43.3%，女性占56.7%；本科占80%，硕士占20%；；工作年限为1—5年占76.7%，6—10年占20%，11—15年占0.3%；在单位性质上，企业单位占86.7%，事业单位占6.7%，公务员系统占6.6%；在岗位属性上，基层员工占66.7%，中层管理者占30%，高层管理者占3.3%。2.项目分析
为了检验项目的区分度，我们采用SPSS17.0软件，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对初始量表项目按照27%分位数进行项目分析。根据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求出测量项目的CR值，即决断值，如表3所示，CR值越大，表明此项目的区分度越高[22]。同时如果测量项目的CR值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此项目能区别答题者的反应程度，具有区分能力，则可以保留，而CR值很低时，可以删除测量项目。本文组织记忆各测量项目的CR值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全部保留。3.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项目分析之后，本文采用主成分法（Principal Method）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探寻组织记忆这一潜变量的维度构成。本研究对初始量表进行EFA。结果显示，KMO值为0.68，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472.64（自由度为136），达到显著，拒绝了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假设，因而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按照正交旋转，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为因子的原则，本文提取了3个因子，各因子解释变量程度分别为32.38%、26.79%、15.70%，3个因子累计共解释变量74.87 %。旋转后的因子矩阵表明绝大部分题目能够按照组织记忆初始量表的设计归到对应因子中。因子1为“组织记忆提取”，代表了题目12、13、14、15、16，17。题目2和题目6的因子载荷虽然都超过了0.50，但其跨因子载荷大于0.3（跨载荷需小于0.30）[16]，因此将其删除。因子2为“组织记忆保持”，代表了题目7、8、9、10、11。同理，题目4的跨载荷大于0.30，因此将其删除。因子3为“组织记忆获得”，代表了题目1、3、5。
经此操作得到组织记忆的短版量表，再次对组织记忆的短版量表运用SPSS17.0进行EFA。因子分析适应性检验的KMO值为0.67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1.23（自由度为9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并对因子矩阵进行正交旋转，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为因子。结果共得到3个因子，各因子解释变量程度如表4所示，3个因子累计共解释变量78.78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本文的组织记忆测量维度划分和命名是合理的，得到样本数据的支持。5.效度分析
（1）区别效度组织记忆短版问卷中某一维度与同一结构中其他维度在特质方面的差异程度代表的是区别效度，本文按照Fornell和Larcker[24]提出的方法，首先考察每个维度的E值（平均方差提取量），比较E值与两个维度之间相关系数平方的大小，如果E值的平方根大于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或E值大于两个维度之间相关系数的平方，则表示这两个维度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如表5所示，组织记忆三个维度的E值在0.71—0.79之间，均满足大于0.50的标准，维度间的相关系数在0.50—0.71之间，每一维度的E值明显大于任何两个维度相关系数的平方（0.25—0.摘自：学术论文网http://www.328tibet.cn
50），这说明组织记忆的单个维度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而且，分析结果表明，组织记忆三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0.50—0.71均小于各自的信度系数0.73—0.94，更加证实组织记忆三个维度具有很好的区别效度。前文的因子分析显示，每个测量项目的因子载荷均在0.60及以上，跨因子载荷均小于0.30，不存在跨因子载荷，表明这一量表结构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和建构效度。
（2）收敛效度
本文对某个维度的各个测量项目之间相关度所代表的收敛效度进行了检验。由前文的因子分析显示，各个测量项目在测量维度上的因子载荷全部超过了0.50，且几乎都超过了0.70，只有一个是0.67，接近于0.70，测量项目的跨因子载荷均小于0.30，并全部通过了t检验，在P <0.01上显著。表明此结构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四、组织记忆构念的结构验证
经过因子分析和效度检验形成正式测量量表，对正式量表采用新的数据进行结构验证，以确保其具有较好的稳定性。1.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应用上文生成的组织记忆短版量表，对东北财经大学2011年春季班MBA学员、大连的IBM企业、金蝶软件以及沈阳的部分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74份，回收率为87%；其中有效问卷150份，有效率为75%。企业所属行业遍布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住宿和建筑房地产等多个行业，包括职工人数从100人以下到1 000人以上的不同规模企业。因此这些样本企业源于：电大毕业论文http://www.328tibet.cn并非同质性的企业组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男性占55.3%，女性占44.7%；本科占55.3%，硕士占38.7%，博士占2%，其他占4%；工作年限为1—5年占23.3%，6—10年占36.7%，11—15年占26.7%，16—20年占7.3%，21—25年占4%，26—30年占0.7%，30年以上的占
1.3%；基层员工占40.7%，中层管理者占44%，高层管理者占15.3%。
2.模型设定
为检验基于理论建构的量表结构维度模型是否最优，本文对量表可能存在的结构维度模型进行对比[25]。根据相关理论，本文设定了五个备选模型，分别是一阶单因素模型、一阶二因素模型（三个）和一阶三因素模型。一阶单因素模型假设14个题项拥有共同潜变量——组织记忆；一阶二因素模型假设14个题项分别属于两个潜变量，模型2是将记忆获得和保持两个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3是将记忆获得和提取合并为一个因子，模型4是将记忆保持和提取合并为一个因子；一阶三因素模型假设即是前文提出的结构模型。3.模型比较
本文运用AMOS17.0验证模型，结果见表6所示。模型1表示一阶单因素模型，模型2—模型4表示一阶二因素模型，模型5表示一阶三因素模型。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模型5的各项拟合指数明显优于模型2— 模型4的拟合指数。模型5的χ 2/df为2.66接近2，其GFI，NFI，RFI，IFI，CFI都大于0.8，且更接近于1，RMSEA为0.11，小于模型2— 模型4对应指数，且更接近于0.08。因此，模型5优于其他四个模型结构，证明本研究开发的问卷的题项可以归为三个因子，组织记忆的三维度结构模型为最佳匹配模型。五、结 语
1. 研究贡献和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理论层面上从过程视角完善了组织记忆构念的内涵，拓宽了组织记忆理论发展的视野。以往有关组织记忆的研究主要在静态角度或某一阶段进行剖析阐述，虽然都有一定合理性，但难免产生以偏概全之嫌。所以，本研究引入动态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组织记忆的动态传播和变化过程，而且有利于明晰不同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建构多向度的组织记忆构念及其理论是一个有益的突破。其二，从实证操作化角度，本研究不仅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性定义，而且开发了一份信度和效度较好的量表。新开发的量表包含获得、保持和提取三个维度，强调记忆过程的测量，展现了组织记忆的“演化”意义，在维度划分和题项设定上更优于以往的量表，也使得记忆测量和实践管理较好地匹配。这种在操作化上的努力和延伸将有助于学者们围绕组织记忆展开更为复杂的多变量研究。对于管理实践，本研究亦可得出很多有益的启示。譬如，我们将组织记忆划分为记忆获得、记忆保持和记忆提取三个维度。组织记忆获得这一因子主要包括组织层面的组织外学习、组织内部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和沟通等要素；组织记忆保持主要包括组织外部信息记录和组织内部的记忆信息系统的建立等要素；组织记忆提取包括组织支持记忆提取的技术和制度以及记忆提取的速度和频率等要素。这些研究结果本身就在强调管理者要审慎对待组织中的复杂记忆问题：首先，管理者需要关注组织记忆获得机制，加强组织内部的交流和沟通；其次，管理者还需积极建设基于IT技术的组织记忆信息系统，并做好记忆库的维护和升级，确保记忆的有效保持；最后，管理者在组织结构设计和组织活动安排上要充分考虑是否有助于记忆的快速有效提取，改进和完善组织内部记忆传播机制，从而有效控制组织记忆，使之有助于管理效力的提升。
除了上述贡献和实践启示外，本研究还可以引申出一些关于本土化情境研究的思考：就以往组织记忆研究本身而言，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本研究从动态过程视角发展组织记忆构念及其测量问题，并不是要摈弃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否定已有量表的价值，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所依赖的情境的价值。国外学者们所开发的静态视角的量表，信度和效度是很好的，也得到很好的检验，是因为国外市场环境相对中国当前的转型经济而言是较为稳定的。当下中国所处的“转型经济（Transition Economy）”环境特征与西方多数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特征有着较大差异，其情境特点就是“变化”。在这种情境下，涉及了大量的产业政策调整、资源分配转移以及管理框架的重构，而且对企业组织亦施加着重要影响，这导致组织演进往往缺少稳定的时间序列，关联复杂且转换频繁。直接使用根植于静态情境的量表当然会导致研究效果下降。同时，研究表明，情境差异的重要性不是简单地修正量表效度可以弥补，亦需要在理论建构上拓展新的向度和视角。因此，加入动态角度研究组织记忆问题，不仅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更好地展现中国情境的特征，也是Tsui[26]等学者倡导的情境化研究的重要体现，更是未来推动本土研究走向国际对话的有益方向。
2.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首先，在项目生成过程中可能遗漏组织记忆领域的一些研究文献，导致本研究未能对所有的相关研究进行融合，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新开发量表的效度。其次，在样本数量和抽样对象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样本来源主要局限在东北地区的企业单位，样本数量也有待增加，未来研究可以利用更多的样本对新开发的量表进行再检验和修正。最后，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未来研究还需深化组织记忆定义，尝试将组织记忆量表和国内外组织记忆量表进行比较，构建组织记忆与组织学习、组织遗忘和组织即兴等变量的关系模型，进一步开展组织记忆的相关实证研究。参考文献：Walsh， J.P.，Ungson， G.R.Organizational Memo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1）：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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