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博士与翰林——中国银行创建者
2012年2月5日,银行迎来建行一百周年。国内唯一连续经营达百年的银行老店,银行在朝代更替的历史烽烟中诞生,并逐渐发展为银行界的翘楚。
银行创建之初,“洋翰林”陈锦涛与吴鼎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随后风起云涌的民国财政金融界沉浮。不过,的命运归途却唏嘘:带着日伪汉奸的骂名离开人世,则背负国民党第17号战犯之名抑郁而终。
银行是最国际化的中资银行,硕士论文被圈内“最洋气”的一家银行,特质早在一批留学东、西洋的“洋翰林”创设银行时已经打下了底色。在民国初建,政治上南北对峙、财政上捉襟见肘,矛盾错综复杂、万事开头难的时期,把在海外学到的现代知识用于实践,推动着银行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
两路人马的较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晚清员工最多、机构最广、规模最大的银行,大清银行高层面临着之变,银行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
1912年2月5日上午,上海汉口路三号,100多位各界领袖、华侨代表和银行股东,齐聚大清银行大楼,见证中华民国的银行——银行开业。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江西分行总办吴鼎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等人悉数到场。不过,的身份已经焕然一新,是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银行监督及上海银行经理。原中华银行首届董事、34岁的薛仙舟获任银行副监督,但他辞而未就,前来。
在银行成立的背后,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较量。清朝覆亡,大清银行面临被新政府接管的命运,它的强大实力有被转为新政权银行的可能。上海光复,同盟会主力成员、的结拜兄弟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都督,他所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同样希望能充当民国政府的银行。
1911年11月5日,身在上海的项兰生(大清银行秘书长)、宋汉章、吴鼎昌等人,为保全大清银行商股利益,成立股东联合会,后又将股东联合会更名为“商股联合会”,强调大清银行的商办性质,以求保全商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对陈锦涛来说,比迅速建立银行更紧迫的事了。雄厚实力的大清银行,正是他的。陈锦涛上任后并呆在首都南京,常驻上海,住在汉口路大清银行的楼上,与原大清银行高层商谋筹划,将大清银行改为银行,建立临时政府的银行。
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倡议将大清银行改组为银行——为临时政府的银行。对大清银行500万两官股,抵充战争地区分行遭受的损失及一切滥账,承认股东所持500万两商股为银行股份,并另招商股500万两。
孙中山见到报告后,立即面示陈锦涛: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准予继续。所请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孙中山把革命党人创设的中华银行改为银行,批准由大清银行担任,是双方在人才和实力上力量过于悬殊的结果。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迫切实力强大的银行负起筹饷的责任。
美国博士 大清翰林 日伪汉奸
大清银行成功地改组为银行、并行使银行权利,其最大功臣是中华民国的首任财长陈锦涛。
陈锦涛的人生充满着传奇,也充满了曲折。这位“洋翰林”在清朝度支部任职并出任大清银行副监督,反复南下与北上,四次出任财政总长。陈锦涛因出任日伪政府财长,成了人所不齿的“汉奸”。不过,催生银行的功臣,在历史的风烟过后,他的面容清晰。
陈锦涛,字澜生,1870年生于广东南海。在家乡初受教育后,陈锦涛来到香港,在皇仁书院接受西式教育。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北上天津,执教于北洋大学堂。
1901年,已过而立之年的陈锦涛获官费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又转入耶鲁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正在耶鲁任教,被称为“代货币主义者”的费雪或许影响过陈锦涛,后来陈锦涛的从政及教授生涯,在财政金融领域。1906年夏天,陈锦涛顺利地戴上了博士帽。
当年9月,陈锦涛回国参加清廷设立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名列,获法政科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游学毕业生考试”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设立,吸收回国留学生入仕。在晚清五年里,陈锦涛担任过多种官职,积累了的从政经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锦涛获任财政总长。在其主持财政部的月里,最为人所知的事,除了组建银行外,还发行了由他签字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便是向华比银行商借100多万英镑以渡过难关的所谓“比国借款”。
陈锦涛次出任财长,是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之时。这次不到一年的财长任期,陈锦涛因牵涉炼铜厂受贿案以贪污受贿罪名被捕而结束。
追根究源,炼铜厂受贿案的发生,据说是因为陈锦涛曾面呈总统,说次长殷汝骊因炼铜厂之事有接受他人请托。后来,炼铜厂的商人柴瑞周等呈文国务院,称是总长陈锦涛教借垫料款项,并勒令写下字据。论文范文,总统下令调查,交国务院转司法处理。
经地方审检厅、高等审检厅和大理院后,认定陈锦涛有罪,并将其监牢。直至1918年5月,陈锦涛才以“无坚确证据”而获特赦释放。此后,身心饱受打击的陈锦涛远离政治核心圈“疗伤”。1925年12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许世英组阁时,陈锦涛东山再起,次出任财政总长职务。论文范文,此时的南方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陈锦涛论文范文辞去财长职务,南下观察时局。
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对立,1927年春,陈锦涛再次在杭州被捕,被南京政府监牢,据说南京政府怀疑他与武汉串通一气。释放后的陈锦涛对政治极度灰心,重返学界。1929年,陈锦涛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年退休,寓居天津。
抱有一颗入世之心的陈锦涛,始终耐不住寂寞。1935年,他又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担任了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一职。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3月,陈锦涛出任南京日伪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任兴华银行总裁。次年6月,68岁的陈锦涛在上海病逝。
对于陈锦涛的人生沉浮,民国时期长期任职财政部的贾士毅这样评述:为人敦厚,但缺乏应对的才能。美国学者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则评说道:1928年前,他是北京政府中少有的理财专家,他的技得上西方的。不幸的是,在民国时期的大时间里,尖锐的派系争斗,了他的学识,埋没了他的才能。
“短命”的首任监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28岁的吴鼎昌受财政总长陈锦涛指派,主持筹建银行的银行,开始了新的金融创业之路。
政权中心转移到北京后,熊希龄继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吴鼎昌继续担任银行筹备处主任。
在当初陈锦涛亲自拟就的《银行条例》因政府北迁不了了,银行筹备组重新起草了现任财长熊希龄主张的《银行条例》,把银行办成资本额为5000万两、由政府先行垫款的国有银行。
银行的创建者','刘诗平');">
,吴鼎昌颇不以为然,国有银行流弊甚多,应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他最担心的,是政府将银行外库,予取予求,银行独立运作,因此极力主张加入商股。事后,这正是银行乃至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8月1日,吴鼎昌负责筹备的银行总行,在西交民巷的原大清银行总行旧址开业。
事实上,财政五次筹拨给银行总行的资本金还不到银元50万元。如此窘迫的财政,国有银行无异于纸上谈兵。,在主持“善后借款”谈判时,外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让极力主张借外国银行团资金以改善窘困财政的熊希龄一无所获。上任财长不满百天的熊希龄,只得挂冠而去。接替熊希龄出任财长职务的,是与袁世凯一道在天津洋务多年的周学熙,既不同意吴鼎昌主持制订的银行则例,也不满意银行的筹备工作,因此决定另起炉灶。
上任多月后,9月10日,周学熙在财政部内设立“筹办银行事务所”,派两位安徽老乡——金邦平与孙多森为总办、会办。
,吴鼎昌自然容忍,向大总统袁世凯和新财长周学熙递交辞呈。袁世凯批准,免去其银行监督职务。面对强势的周学熙,吴鼎昌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银行。
银行家 报人 国民党战犯
与一生充满曲折的陈锦涛相比,吴鼎昌往后的人生也有起伏,但总体看去颇为成功——成功的银行家,成功的报人,成功的政治家。不过,与陈锦涛一样,吴鼎昌硕士论文抑郁而终。
吴鼎昌,浙江吴兴人,1884年生于师爷世家。浙江人的身份对吴鼎昌日后的事业助益极大,不过他的父亲常年在四川绥定府做幕僚,他因此出生在绥定。
甲午战争后,的衰败与积弱,东邻日本的崛起与强大,激起更多人走出国门。1903年4月,吴鼎昌考取四川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在这里,与胡政之、张季鸾结识,开始了民国最著名报纸《大公报》“三驾马车”最初的友谊。
1910年6月,吴鼎昌学成回国,参加9月在北京举行的游学毕业生考试,获商科进士出身。参加复试后,获授“翰林院检讨”,在北京政法学堂任教习。此后,前往东三省任职,在新任大清银行监督叶揆初延揽下,跨入尚在起始阶段的银行界,担任大清银行总务课长,旋任江西分行总办。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银行首任监督,直至9个月后挂冠离去。
吴鼎昌最闪光的银行家生涯,在其主持盐业银行及四行储蓄会时期。1917年,吴鼎昌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将其打造成了著名的“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1923年1月,盐业等四大银行投资设立“四行储蓄会”,发起人的吴鼎昌出任主任委员,总理一切事务。浙江籍的吴鼎昌,“北四行”的领袖,已然北方金融界的权威人物。
吴鼎昌是银行界的翘楚,硕士论文名留新闻史册的著名报人。1926年夏,吴鼎昌与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投资5万元接手《大公报》社,自任社长,定下了著名的“四不”准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1935年,吴鼎昌又陆续出任南京政府多个要职,官职是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吴鼎昌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此后,被定为国民党第17号战犯的吴鼎昌定居香港。1950年8月22日,饱受癌病折磨的吴鼎昌凄凉去世,终年66岁。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1]银行的创建者','刘诗平');">
银行创建之初,“洋翰林”陈锦涛与吴鼎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随后风起云涌的民国财政金融界沉浮。不过,的命运归途却唏嘘:带着日伪汉奸的骂名离开人世,则背负国民党第17号战犯之名抑郁而终。
银行是最国际化的中资银行,硕士论文被圈内“最洋气”的一家银行,特质早在一批留学东、西洋的“洋翰林”创设银行时已经打下了底色。在民国初建,政治上南北对峙、财政上捉襟见肘,矛盾错综复杂、万事开头难的时期,把在海外学到的现代知识用于实践,推动着银行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
两路人马的较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晚清员工最多、机构最广、规模最大的银行,大清银行高层面临着之变,银行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
1912年2月5日上午,上海汉口路三号,100多位各界领袖、华侨代表和银行股东,齐聚大清银行大楼,见证中华民国的银行——银行开业。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江西分行总办吴鼎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等人悉数到场。不过,的身份已经焕然一新,是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银行监督及上海银行经理。原中华银行首届董事、34岁的薛仙舟获任银行副监督,但他辞而未就,前来。
在银行成立的背后,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较量。清朝覆亡,大清银行面临被新政府接管的命运,它的强大实力有被转为新政权银行的可能。上海光复,同盟会主力成员、的结拜兄弟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都督,他所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同样希望能充当民国政府的银行。
1911年11月5日,身在上海的项兰生(大清银行秘书长)、宋汉章、吴鼎昌等人,为保全大清银行商股利益,成立股东联合会,后又将股东联合会更名为“商股联合会”,强调大清银行的商办性质,以求保全商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对陈锦涛来说,比迅速建立银行更紧迫的事了。雄厚实力的大清银行,正是他的。陈锦涛上任后并呆在首都南京,常驻上海,住在汉口路大清银行的楼上,与原大清银行高层商谋筹划,将大清银行改为银行,建立临时政府的银行。
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倡议将大清银行改组为银行——为临时政府的银行。对大清银行500万两官股,抵充战争地区分行遭受的损失及一切滥账,承认股东所持500万两商股为银行股份,并另招商股500万两。
孙中山见到报告后,立即面示陈锦涛: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准予继续。所请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孙中山把革命党人创设的中华银行改为银行,批准由大清银行担任,是双方在人才和实力上力量过于悬殊的结果。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迫切实力强大的银行负起筹饷的责任。
美国博士 大清翰林 日伪汉奸
大清银行成功地改组为银行、并行使银行权利,其最大功臣是中华民国的首任财长陈锦涛。
陈锦涛的人生充满着传奇,也充满了曲折。这位“洋翰林”在清朝度支部任职并出任大清银行副监督,反复南下与北上,四次出任财政总长。陈锦涛因出任日伪政府财长,成了人所不齿的“汉奸”。不过,催生银行的功臣,在历史的风烟过后,他的面容清晰。
陈锦涛,字澜生,1870年生于广东南海。在家乡初受教育后,陈锦涛来到香港,在皇仁书院接受西式教育。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北上天津,执教于北洋大学堂。
1901年,已过而立之年的陈锦涛获官费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又转入耶鲁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正在耶鲁任教,被称为“代货币主义者”的费雪或许影响过陈锦涛,后来陈锦涛的从政及教授生涯,在财政金融领域。1906年夏天,陈锦涛顺利地戴上了博士帽。
当年9月,陈锦涛回国参加清廷设立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名列,获法政科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游学毕业生考试”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设立,吸收回国留学生入仕。在晚清五年里,陈锦涛担任过多种官职,积累了的从政经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锦涛获任财政总长。在其主持财政部的月里,最为人所知的事,除了组建银行外,还发行了由他签字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便是向华比银行商借100多万英镑以渡过难关的所谓“比国借款”。
陈锦涛次出任财长,是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之时。这次不到一年的财长任期,陈锦涛因牵涉炼铜厂受贿案以贪污受贿罪名被捕而结束。
追根究源,炼铜厂受贿案的发生,据说是因为陈锦涛曾面呈总统,说次长殷汝骊因炼铜厂之事有接受他人请托。后来,炼铜厂的商人柴瑞周等呈文国务院,称是总长陈锦涛教借垫料款项,并勒令写下字据。论文范文,总统下令调查,交国务院转司法处理。
经地方审检厅、高等审检厅和大理院后,认定陈锦涛有罪,并将其监牢。直至1918年5月,陈锦涛才以“无坚确证据”而获特赦释放。此后,身心饱受打击的陈锦涛远离政治核心圈“疗伤”。1925年12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许世英组阁时,陈锦涛东山再起,次出任财政总长职务。论文范文,此时的南方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陈锦涛论文范文辞去财长职务,南下观察时局。
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对立,1927年春,陈锦涛再次在杭州被捕,被南京政府监牢,据说南京政府怀疑他与武汉串通一气。释放后的陈锦涛对政治极度灰心,重返学界。1929年,陈锦涛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年退休,寓居天津。
抱有一颗入世之心的陈锦涛,始终耐不住寂寞。1935年,他又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担任了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一职。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3月,陈锦涛出任南京日伪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任兴华银行总裁。次年6月,68岁的陈锦涛在上海病逝。
对于陈锦涛的人生沉浮,民国时期长期任职财政部的贾士毅这样评述:为人敦厚,但缺乏应对的才能。美国学者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则评说道:1928年前,他是北京政府中少有的理财专家,他的技得上西方的。不幸的是,在民国时期的大时间里,尖锐的派系争斗,了他的学识,埋没了他的才能。
“短命”的首任监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28岁的吴鼎昌受财政总长陈锦涛指派,主持筹建银行的银行,开始了新的金融创业之路。
政权中心转移到北京后,熊希龄继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吴鼎昌继续担任银行筹备处主任。
在当初陈锦涛亲自拟就的《银行条例》因政府北迁不了了,银行筹备组重新起草了现任财长熊希龄主张的《银行条例》,把银行办成资本额为5000万两、由政府先行垫款的国有银行。
银行的创建者','刘诗平');">
,吴鼎昌颇不以为然,国有银行流弊甚多,应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他最担心的,是政府将银行外库,予取予求,银行独立运作,因此极力主张加入商股。事后,这正是银行乃至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8月1日,吴鼎昌负责筹备的银行总行,在西交民巷的原大清银行总行旧址开业。
事实上,财政五次筹拨给银行总行的资本金还不到银元50万元。如此窘迫的财政,国有银行无异于纸上谈兵。,在主持“善后借款”谈判时,外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让极力主张借外国银行团资金以改善窘困财政的熊希龄一无所获。上任财长不满百天的熊希龄,只得挂冠而去。接替熊希龄出任财长职务的,是与袁世凯一道在天津洋务多年的周学熙,既不同意吴鼎昌主持制订的银行则例,也不满意银行的筹备工作,因此决定另起炉灶。
上任多月后,9月10日,周学熙在财政部内设立“筹办银行事务所”,派两位安徽老乡——金邦平与孙多森为总办、会办。
,吴鼎昌自然容忍,向大总统袁世凯和新财长周学熙递交辞呈。袁世凯批准,免去其银行监督职务。面对强势的周学熙,吴鼎昌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银行。
银行家 报人 国民党战犯
与一生充满曲折的陈锦涛相比,吴鼎昌往后的人生也有起伏,但总体看去颇为成功——成功的银行家,成功的报人,成功的政治家。不过,与陈锦涛一样,吴鼎昌硕士论文抑郁而终。
吴鼎昌,浙江吴兴人,1884年生于师爷世家。浙江人的身份对吴鼎昌日后的事业助益极大,不过他的父亲常年在四川绥定府做幕僚,他因此出生在绥定。
甲午战争后,的衰败与积弱,东邻日本的崛起与强大,激起更多人走出国门。1903年4月,吴鼎昌考取四川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在这里,与胡政之、张季鸾结识,开始了民国最著名报纸《大公报》“三驾马车”最初的友谊。
1910年6月,吴鼎昌学成回国,参加9月在北京举行的游学毕业生考试,获商科进士出身。参加复试后,获授“翰林院检讨”,在北京政法学堂任教习。此后,前往东三省任职,在新任大清银行监督叶揆初延揽下,跨入尚在起始阶段的银行界,担任大清银行总务课长,旋任江西分行总办。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银行首任监督,直至9个月后挂冠离去。
吴鼎昌最闪光的银行家生涯,在其主持盐业银行及四行储蓄会时期。1917年,吴鼎昌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将其打造成了著名的“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1923年1月,盐业等四大银行投资设立“四行储蓄会”,发起人的吴鼎昌出任主任委员,总理一切事务。浙江籍的吴鼎昌,“北四行”的领袖,已然北方金融界的权威人物。
吴鼎昌是银行界的翘楚,硕士论文名留新闻史册的著名报人。1926年夏,吴鼎昌与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投资5万元接手《大公报》社,自任社长,定下了著名的“四不”准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1935年,吴鼎昌又陆续出任南京政府多个要职,官职是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吴鼎昌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此后,被定为国民党第17号战犯的吴鼎昌定居香港。1950年8月22日,饱受癌病折磨的吴鼎昌凄凉去世,终年66岁。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1]银行的创建者','刘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