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和平发展大战略下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协调
本站原创 摘 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趋于一体化，能源、温室气体排放、知识产权等新经济因素已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安全战略制约。超级大国的国际战略也强调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的结合。中国有必要协调两种战略，从目前情况看可以采取综合战略模式、上合组织模式以及马歇尔计划模式这三种战略协调模式。
关键词：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协调发展；国际经济；国际安全
贯彻和平发展大战略，并不是一个高来高去、大而化之的过程。无论是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内部诸项之间，还是中国硬实力战略的内部诸项之间，都有着较大的需要加强协调的空间。前者由于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求似乎并不显著；后者则由于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与安全的错综复杂而十分突出。这样，在有限的视野下，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的协调就成为软硬兼施战略中的一个突出不足。就这两个领域的协调及其机制建设本身而言，都属于软实力的领域。
一、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趋于一体化
中国的大国成长除了要具备较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即较好的大国关系和周边国际关系之外，还要重视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而后两者目前出现了日益趋于合一的特点。
首先，诸如能源不足等全球性经济不身就是全球非传统安全的一部分，而与大国政治中的传统安全也难分难解。能源不足的例子就很典型。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重要关键阶段，能源的需求十分迫切。据专家预测，未来30年内，中国的能源消耗将占世界总量的20％，其中石油进口从2005年的每天不到200万桶上升到每天1000万桶。这样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大量进口原油，因此，中东地区、非洲地区、中亚地区以及拉美地区等重要产油区的经济政策与国际关系，甚至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国际安全通道，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影响到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而最突出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又与中美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战略专家看来，中国与人权记录不好的专制国家进行能源合作，在美国的后院如委内瑞拉、加拿大等国购买石油，加上中国多通过双边谈判而非多边框架进行能源获取，都引起世界性恐慌。“美国对北京采用重商主义策略确保能源供应做法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中美能源关系发生磨擦。重商主义更适用于19世纪的均势政治，而不适用于2l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状态。直接从国际能源市场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而不是向那些被多数国际社会成员认为有不足的外国政府购买能源生产资料和股权，反而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专家的上述观点至少表明，未来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在战略上不能不涉及国际安全的考虑，甚至要统一起来考虑。如果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国际安全(特别是多边国际机制的合作)，结果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被威胁感，造成国际关系与大国关系的恶化，从而在经济政策上对我不利。
如果说能源不足有着不少零和博弈的成份，还不足以说明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一体化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影响。就更能说明不足了。目前，国际金融合作的前提是金融的全球化，即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由融资的世界市场。取之不尽的融资市场服务、丰富多样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任何一个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广阔机会，从这一点讲，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各个国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从另一面看，金融全球化虽然使得世界经济的资源配置空前优化和效率提高，但金融风险也空前加大。不但那些刚开放金融市场的新兴国家如墨西哥、东南亚国家饱受国际金融危机之苦，就是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大国也在次贷危机引起的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面临衰退难题。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中国不能不把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统筹起来考虑。
其次，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往往把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融为一体，这种状况也要求中国在设计对外战略中协调国际安全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结合的典型，就是对于战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20世纪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把中东地区作为其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的重点。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除了巩固已有的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基础之外，向着中亚、非洲等新的战略边疆挺进。将北约向中亚扩展并建立起美国与当地不少能源生产国的良好双边关系，就是明显的举措。而其他大国也仿效美国对中亚地区实施“经安合一”的战略，从而造成了美、欧、俄、中、日五强介入的情况。西方学者认为：“拥有巨大石油、天然气储量和战略位置的里海盆地，成为美国、欧洲大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相互竞争的主要舞台。所有这些大国和跨国公司一直在这一地区追求结盟、让步和可能的石油管线。在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很可能发生公开冲突，因为中国对欧亚石油日渐增强的依赖最终使它与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美国直接对立。”这就提醒中国在未来的战略架构中要慎重行事，不能脱离国际安全战略去开展国际经济战略，否则就会损害长远的国家利益，有悖于和平发展的整体性大战略。我们的这种警惕性，不仅要考虑中亚能源竞争中的中美关系，还要考虑非洲战略对冲中的中美关系。2007年2月，布什政府公开筹备非洲司令部，该司令部框架内设东非、西非、北非、中非和南部非洲五个区域小组，在地理位置上与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大致对称。这种布局明显地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安全战略上的经济战略考虑，是觊觎非洲占世界总探明储量9.5％的石油资源、确保美国能源安全、稳定非洲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战略之举。美国的这种战略举措，似乎有20世纪90年代初“退出非洲”之后的“重返非洲”之意。而目前中国大力发展对非洲关系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美等大国对非洲的战略自然有着向非洲进行经济援助与安全援助的国际责任，也有着共同开发非洲、获取自身发展资源的国家利益。因而如何在国际利益的旗帜之下加强中美在非洲援助与建设不足上的合作，是下一阶段中国将国际安全战略与国际经济战略加深协调的重要方面。
第三，从大国成长规律来看，大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决定着大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效应，恰当地运用地缘经济战略又成为实现地缘政治斗争目标的一种工具。“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要看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否有利。周边环境又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环境和经济市场环境，这两种环境有时是分离的，有时又是重叠的。(受这种密切互动的关系的影响，)地缘政治理论又派生出地缘经济理论。(它们或是)把后起大国的经济扩展作为其政治军事扩张的一部分，维持近况的大国为了防止在政治和安全上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试图在后起大国的周边市场建立一条防护地带，把它的经济势力限制在其本土之内，以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来制约后起大国的上升势头，(或)在后起大国的周围接壤地区通过跨境市场的连接和融合，造成这个大国的经济离心倾向，最后导致其政治上的解体。”中国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西部与南部。在这里也出现了明显的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环境融合的现象。2006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南亚局更名为南亚与中亚事务局，这标志着美国正式实施其“大中亚计划”，旨在把“危机之弧”变成“机会之弧”，推动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利益、商业和能源利益。美国在强化其在中亚的反恐、防扩散、反毒品等地区安全机制的同时，以能源与运输为切人点，加大对该地区的经济援助与投资，以加大对该地区的能源制约和长远的潜在商业利益。美国除帮助阿富汗建设环线公路外，还积极推动筹建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耗费35亿美元、长1700公里、年输气量达300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管道(TAP)，并于2006年以来积极介入巴、塔、吉、阿四国的跨国输电项目，并通过国际开发署向中亚国家提供350万美元用于建设“透明和有竞争力的”能源市场。美还进一步拉拢哈萨克斯坦承诺向“巴杰线”输油。美国的这种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是连为一体的。美国拉印度加入其TAP计划，是为了打压以伊朗为首的伊朗一巴基斯坦一印度天然气管道计划，从而从经济上削弱伊朗挑战美国中东霸权的经济基础与实力。同时，美国的大中亚计划也与俄罗斯在伊朗核危机、中亚地区一体化、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向中亚扩展等不足上的较量有关。
总之，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是互构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际经济联系与经济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会在安全领域产生向心力，经济共同体转向安全共同体；国际安全环境往往是国际经济环境的政治外壳，只有进入国际安全合作的外壳，才能进入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度。
二、能源、气候、环境等经济因素成为新的安全战略制约
1．能源不足成为一种首要的、根本的而且迫切的战略制约
能源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制约既是重要的，也是根本的，还是迫切的。众所周知，经过2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6年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3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量占世界总量的15％，但与此同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能源、气候、环境等方面的自然压力与国际担忧，后者如不化解就会形成战略制约。首先，能源短缺不足是一个根本性不足。这又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对它的消费量猛增，1990年全世界共消费石油达86亿吨，到2001年就上升到100亿吨；二是世界能源既不可再生又储量非常有限，据(200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世界石油总储量为1.15万亿桶，可供开采41年，天然气也只能开采63年；三是能源储藏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消费国家也集中在美、中、俄等少数几个大国。这样，世界普遍形成了一种能源恐慌，一些大国为了国家利益竞相推行进攻性的能源国际战略。2006年以来，美国比以往更加实质性地推进“大中亚计划”，打着反毒品、能源合作、交通合作等非传统安全的旗帜，努力建构一个排除中俄的大中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挑战以中俄为主的上海合作组织，这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战略制约。
能源不足引起的战略制约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能源短缺不足，更可怕的还在于它与各大国为此进行的安全困境判断以及在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方面的共同合作机制不健全有关。以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合作为例。一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非常广泛和成规模，但能源合作机制安排空泛，国家间对话水平层次较低，中国尚未在上游能源领域如油气开发与生产上形成制度化合作，中国在中东的国际政治协调与冲突管理方面介入不够；二是中国的中东能源战略影响到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表现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战略石油伙伴关系”建设使得美国孤立伊朗的战略企图难以圆满实现，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与沙特的“特殊关系”，并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平衡美国在中东霸权的重要多极化力量。当然，从中东以外的全球市场来看，中国能源不足的战略制约还在于。能够为中国稳定石油出口的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至多能满足中国海外石油依赖量的17％，中国在委内瑞拉、苏丹等美国关注的所谓“专制国家”或“不足国家”的石油合作不能不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舆论的影响。2006年一次性能源消费达到17亿吨油当量，占世界总消费的16％，仅次于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2006年，中国石油进口量上升到1.8亿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51.9％；从1988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渔业生产大国，在全球总资源日益萎缩的情况下维持了年产量1700万吨的水平，与此同时，1995年至2004年，中国林产品进口增长lO倍，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占到世界总进口量的21．9％。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世界各种资源的旺盛需求，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高度警惕甚至恐慌，以至于世界头号能源大国美国召集能源部、国防部和国土联合研究并发表了对中国能源影响的专门报告。因此，能源不足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关乎目前现实的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关乎中国长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命运，更关系到中国与美、俄、日、欧等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相对均衡与和谐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度。因此，它无疑成为了制约中国发展的首要战略不足。
2．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考查和平发展的战略难题
能源不足是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首要战略制约，与之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则是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战略难题，若处理不好，同样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大战略的疑问，因为后者更加密切地与国际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其全球性、普遍性、公益性与紧迫性也许更能令警惕中国崛起的国际力量责备中国大国成长中的国际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中国对外战略关系增加了新的限制内容。据2007年世界银行《绿色数据小手册》统计，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增幅超过73％。更为甚者，国际能源总署预测，到2009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由于美国过去拒绝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削减，因此中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压力并不存在。可是2007年以来，美国一改过去的消极态度，企图主导《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并联合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等对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必须分担责任，并把减排不足政治化、扩大化和联系化，将之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资金援助、技术转让等联系在一起，这就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形成了较大的战略压力。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表明本国对此的关注力，比如在2007年6月成立了以发改委牵头的“国家应付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当年9月又成立了外交部牵头的“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前者主要统筹国内对于这个国际不足的应对。后者主要负责外交上对这个不足的联合行动。
从制度化的战略行动上采取步骤无疑是正确的，但更加重要的是转换观念来应对这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对我施加压力，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施加道德压力，西方发达国家也在这个不足上形成更加一致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稳中有变的谈判立场，在坚持不承担减排温室气体义务的前提下，对于清洁发展机制等灵活机制更加支持，更加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利技术合作，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外的机制也采取开放态度。这种较为积极的做法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减排成本上的巨大压力。目前的初步研究表明，如果中国承诺到2030年减排20％，GDP的影响率估计为0．351％，如果20％的减排承诺提前到2000年，那么GDP的影响率估计上升到0．42％，即使将承诺减排率降低到10％，2020年实行的话，每年需要的削减成本也要达500亿美元。显然，这个前景令本已泡沫化和非均衡化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除了能源不足、气候不足和环境污染等不足之外，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不足也形成了对我国的战略制约。以知识产权为例。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现在已成为了V／TO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宣告的一种新的知识产权国际体制，对于保障各国的知识产权和推动国际科技交流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它确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实际上限制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在自身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执意以发展中国家的弱势身份来排斥国际知识产权的体制安排，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与恐惧，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十分不利，不利于中国整体性和平发展大战略的贯彻。
三、探索和平发展大战略下的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协调
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政策与国际安全政策进行战略协调是必要的。可以采取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综合战略模式。即制订大战略时就把两种战略进行一定的对接，比如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阐述过程中，就要把和平与发展的关系(即安全与经济的关系)阐述清晰，规定外交、安全、国防、联络等部门在制订有关战略时，要密切联系经济、发展、能源、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反之亦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事前设计，主观建构，目标明确；难度是对于战略决策者与首脑的统筹能力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对于外交机制一体化建设与政府部门合作水平也有迫切的要求。
第二种是上合组织模式。即国际安全战略与国际经济战略本身就是一体的，从安全关系中滋生出经济关系，从安全制度化产生出经济一体化，从而达到国际战略中的经济与安全相协调。目前，中国对于中亚五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之所以协调得较好，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战略本身是服从于安全战略，并从安全战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安全合作组织或安全机制也正在发展，如同中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澜沧江一湄公河合作机制，则是从反恐怖主义和反毒品领域的安全合作出发，扩展到经贸合作。”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自然发生，水到渠成，战略协调的基础巩固，协调与动员成本较低；缺点是由于安全战略高于经济战略，造成经济战略的实施空间与方式都有较大的限制。
第三种是“马歇尔计划”模式。这种模式的运作方式恰恰与上合组织模式相反，是先有经济合作再有安全合作，安全合作是为了保障经济合作。中国在过去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援助战略，而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则是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欧洲大部分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也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才有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欧洲对于中亚国家的战略协调模式也是先经济援助后安全合作，北约东扩就是走的这条道路。对于中国未来的大战略协调而言，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比较符合和平发展的逻辑，其他国家比较容易接受，适用于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和平外交；缺点是它对于战略模式实施国家的经济实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对于地区一体化的要求也比较高；并需要一定的文化同质性或者政治文明同质性来加以支撑。
当然，上述三种模式不能概括可能的其他协调战略样式，比如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的全球经济与全球安全的战略协调。这可能是未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大战略的一个新要求，它要求中国领导人作出及早的准备。又比如国家问的双边合作模式也要因地制宜，随着时代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协调模式，可能就与对苏丹的情况不甚一样。另外，上述三种战略协调模式不是完全对立和互相脱离的，相反，三种模式其实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战略进程。欧洲共同体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目前的共同防务阶段，似乎是先有经济战略后有安全战略；其实欧洲共同体的设想原本就是为了对付苏联威胁和防止德、法再起战争。因此，共同安全的战略考虑成了经济合作的第一推动力。没有了冷战这个全球性的国际安全环境特点，就没有欧共体的壮大。法、德、英等国的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从来就是密切地交叉在一起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判断，由于任何经济战略中都极可能天然地隐含安全战略的影子，或者安全战略中天然地有了经济战略的影子，中国就不必在战略协调方面下太大的功夫。恰恰相反，经济与安全的天然联系并不能取代战略协调上的积极主动性。倘若美国不是拿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个高高在上的合法旗帜，美国大兵就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军中东、中亚，采取先发制人的经济战略。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并不追求军事上的咄咄逼人，但逻辑和现实也要求正在崛起的中国，紧密地协调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以防止出现如下不利的情形：
(1)谋求外汇或能源的经济战略过于具有攻势性，牺牲中国与美国等主要大国的战略关系。
(2)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安全战略利益设计过于突出，牺牲中国的经济利益。
(3)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在设计或执行中脱离联合国关于经济与安全不足的总体设想。
(4)安全战略或经济战略实施中要适当体现国际责任和义务，符合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
要防止上述情形，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执行一种多元开放的整体性的和平发展大战略。不深刻地树立国内科学发展的观念，就不能形成国际上要和平发展的观念；不进行战略筹划与执行部门的一体化革新，就不能将这种协调行动落到实处；不把中国的崛起纳人到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规律中去，就难以实现国际经济战略的和平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最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就是取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环境，就是没有或很少有“中国威胁论”的国际环境，也就是有较大的和谐成分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的战略设计、战略协调、战略分层、战略执行等等，都体现了整体性；归根结底，还要去执行和平发展的总路线，建设和谐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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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协调发展；国际经济；国际安全
贯彻和平发展大战略，并不是一个高来高去、大而化之的过程。无论是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内部诸项之间，还是中国硬实力战略的内部诸项之间，都有着较大的需要加强协调的空间。前者由于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求似乎并不显著；后者则由于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与安全的错综复杂而十分突出。这样，在有限的视野下，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的协调就成为软硬兼施战略中的一个突出不足。就这两个领域的协调及其机制建设本身而言，都属于软实力的领域。
一、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趋于一体化
中国的大国成长除了要具备较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即较好的大国关系和周边国际关系之外，还要重视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而后两者目前出现了日益趋于合一的特点。
首先，诸如能源不足等全球性经济不身就是全球非传统安全的一部分，而与大国政治中的传统安全也难分难解。能源不足的例子就很典型。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的重要关键阶段，能源的需求十分迫切。据专家预测，未来30年内，中国的能源消耗将占世界总量的20％，其中石油进口从2005年的每天不到200万桶上升到每天1000万桶。这样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大量进口原油，因此，中东地区、非洲地区、中亚地区以及拉美地区等重要产油区的经济政策与国际关系，甚至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国际安全通道，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影响到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而最突出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又与中美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战略专家看来，中国与人权记录不好的专制国家进行能源合作，在美国的后院如委内瑞拉、加拿大等国购买石油，加上中国多通过双边谈判而非多边框架进行能源获取，都引起世界性恐慌。“美国对北京采用重商主义策略确保能源供应做法的关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中美能源关系发生磨擦。重商主义更适用于19世纪的均势政治，而不适用于2l世纪的经济全球化状态。直接从国际能源市场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而不是向那些被多数国际社会成员认为有不足的外国政府购买能源生产资料和股权，反而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专家的上述观点至少表明，未来的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在战略上不能不涉及国际安全的考虑，甚至要统一起来考虑。如果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国际安全(特别是多边国际机制的合作)，结果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被威胁感，造成国际关系与大国关系的恶化，从而在经济政策上对我不利。
如果说能源不足有着不少零和博弈的成份，还不足以说明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一体化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影响。就更能说明不足了。目前，国际金融合作的前提是金融的全球化，即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由融资的世界市场。取之不尽的融资市场服务、丰富多样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任何一个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广阔机会，从这一点讲，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各个国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从另一面看，金融全球化虽然使得世界经济的资源配置空前优化和效率提高，但金融风险也空前加大。不但那些刚开放金融市场的新兴国家如墨西哥、东南亚国家饱受国际金融危机之苦，就是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雄厚的经济大国也在次贷危机引起的的国际金融危机中面临衰退难题。因此，面对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中国不能不把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统筹起来考虑。
其次，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往往把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融为一体，这种状况也要求中国在设计对外战略中协调国际安全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结合的典型，就是对于战后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20世纪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把中东地区作为其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的重点。冷战结束之后，美国除了巩固已有的经济安全一体化的战略基础之外，向着中亚、非洲等新的战略边疆挺进。将北约向中亚扩展并建立起美国与当地不少能源生产国的良好双边关系，就是明显的举措。而其他大国也仿效美国对中亚地区实施“经安合一”的战略，从而造成了美、欧、俄、中、日五强介入的情况。西方学者认为：“拥有巨大石油、天然气储量和战略位置的里海盆地，成为美国、欧洲大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相互竞争的主要舞台。所有这些大国和跨国公司一直在这一地区追求结盟、让步和可能的石油管线。在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很可能发生公开冲突，因为中国对欧亚石油日渐增强的依赖最终使它与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美国直接对立。”这就提醒中国在未来的战略架构中要慎重行事，不能脱离国际安全战略去开展国际经济战略，否则就会损害长远的国家利益，有悖于和平发展的整体性大战略。我们的这种警惕性，不仅要考虑中亚能源竞争中的中美关系，还要考虑非洲战略对冲中的中美关系。2007年2月，布什政府公开筹备非洲司令部，该司令部框架内设东非、西非、北非、中非和南部非洲五个区域小组，在地理位置上与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大致对称。这种布局明显地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安全战略上的经济战略考虑，是觊觎非洲占世界总探明储量9.5％的石油资源、确保美国能源安全、稳定非洲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战略之举。美国的这种战略举措，似乎有20世纪90年代初“退出非洲”之后的“重返非洲”之意。而目前中国大力发展对非洲关系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美等大国对非洲的战略自然有着向非洲进行经济援助与安全援助的国际责任，也有着共同开发非洲、获取自身发展资源的国家利益。因而如何在国际利益的旗帜之下加强中美在非洲援助与建设不足上的合作，是下一阶段中国将国际安全战略与国际经济战略加深协调的重要方面。
第三，从大国成长规律来看，大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决定着大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效应，恰当地运用地缘经济战略又成为实现地缘政治斗争目标的一种工具。“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要看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否有利。周边环境又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环境和经济市场环境，这两种环境有时是分离的，有时又是重叠的。(受这种密切互动的关系的影响，)地缘政治理论又派生出地缘经济理论。(它们或是)把后起大国的经济扩展作为其政治军事扩张的一部分，维持近况的大国为了防止在政治和安全上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试图在后起大国的周边市场建立一条防护地带，把它的经济势力限制在其本土之内，以市场和资源的有限性来制约后起大国的上升势头，(或)在后起大国的周围接壤地区通过跨境市场的连接和融合，造成这个大国的经济离心倾向，最后导致其政治上的解体。”中国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西部与南部。在这里也出现了明显的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环境融合的现象。2006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南亚局更名为南亚与中亚事务局，这标志着美国正式实施其“大中亚计划”，旨在把“危机之弧”变成“机会之弧”，推动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利益、商业和能源利益。美国在强化其在中亚的反恐、防扩散、反毒品等地区安全机制的同时，以能源与运输为切人点，加大对该地区的经济援助与投资，以加大对该地区的能源制约和长远的潜在商业利益。美国除帮助阿富汗建设环线公路外，还积极推动筹建从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耗费35亿美元、长1700公里、年输气量达300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管道(TAP)，并于2006年以来积极介入巴、塔、吉、阿四国的跨国输电项目，并通过国际开发署向中亚国家提供350万美元用于建设“透明和有竞争力的”能源市场。美还进一步拉拢哈萨克斯坦承诺向“巴杰线”输油。美国的这种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是连为一体的。美国拉印度加入其TAP计划，是为了打压以伊朗为首的伊朗一巴基斯坦一印度天然气管道计划，从而从经济上削弱伊朗挑战美国中东霸权的经济基础与实力。同时，美国的大中亚计划也与俄罗斯在伊朗核危机、中亚地区一体化、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向中亚扩展等不足上的较量有关。
总之，国际经济环境与国际安全环境是互构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际经济联系与经济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往往会在安全领域产生向心力，经济共同体转向安全共同体；国际安全环境往往是国际经济环境的政治外壳，只有进入国际安全合作的外壳，才能进入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度。
二、能源、气候、环境等经济因素成为新的安全战略制约
1．能源不足成为一种首要的、根本的而且迫切的战略制约
能源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制约既是重要的，也是根本的，还是迫切的。众所周知，经过2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6年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3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量占世界总量的15％，但与此同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能源、气候、环境等方面的自然压力与国际担忧，后者如不化解就会形成战略制约。首先，能源短缺不足是一个根本性不足。这又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世界对它的消费量猛增，1990年全世界共消费石油达86亿吨，到2001年就上升到100亿吨；二是世界能源既不可再生又储量非常有限，据(200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世界石油总储量为1.15万亿桶，可供开采41年，天然气也只能开采63年；三是能源储藏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消费国家也集中在美、中、俄等少数几个大国。这样，世界普遍形成了一种能源恐慌，一些大国为了国家利益竞相推行进攻性的能源国际战略。2006年以来，美国比以往更加实质性地推进“大中亚计划”，打着反毒品、能源合作、交通合作等非传统安全的旗帜，努力建构一个排除中俄的大中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挑战以中俄为主的上海合作组织，这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战略制约。
能源不足引起的战略制约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能源短缺不足，更可怕的还在于它与各大国为此进行的安全困境判断以及在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方面的共同合作机制不健全有关。以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合作为例。一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非常广泛和成规模，但能源合作机制安排空泛，国家间对话水平层次较低，中国尚未在上游能源领域如油气开发与生产上形成制度化合作，中国在中东的国际政治协调与冲突管理方面介入不够；二是中国的中东能源战略影响到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表现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战略石油伙伴关系”建设使得美国孤立伊朗的战略企图难以圆满实现，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与沙特的“特殊关系”，并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平衡美国在中东霸权的重要多极化力量。当然，从中东以外的全球市场来看，中国能源不足的战略制约还在于。能够为中国稳定石油出口的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至多能满足中国海外石油依赖量的17％，中国在委内瑞拉、苏丹等美国关注的所谓“专制国家”或“不足国家”的石油合作不能不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舆论的影响。2006年一次性能源消费达到17亿吨油当量，占世界总消费的16％，仅次于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2006年，中国石油进口量上升到1.8亿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51.9％；从1988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渔业生产大国，在全球总资源日益萎缩的情况下维持了年产量1700万吨的水平，与此同时，1995年至2004年，中国林产品进口增长lO倍，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占到世界总进口量的21．9％。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世界各种资源的旺盛需求，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高度警惕甚至恐慌，以至于世界头号能源大国美国召集能源部、国防部和国土联合研究并发表了对中国能源影响的专门报告。因此，能源不足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关乎目前现实的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关乎中国长远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命运，更关系到中国与美、俄、日、欧等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相对均衡与和谐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度。因此，它无疑成为了制约中国发展的首要战略不足。
2．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考查和平发展的战略难题
能源不足是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首要战略制约，与之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则是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战略难题，若处理不好，同样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大战略的疑问，因为后者更加密切地与国际公共事务和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其全球性、普遍性、公益性与紧迫性也许更能令警惕中国崛起的国际力量责备中国大国成长中的国际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中国的高速工业化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中国对外战略关系增加了新的限制内容。据2007年世界银行《绿色数据小手册》统计，1990年至2003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亿吨，增幅超过73％。更为甚者，国际能源总署预测，到2009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由于美国过去拒绝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削减，因此中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压力并不存在。可是2007年以来，美国一改过去的消极态度，企图主导《京都议定书》的执行，并联合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等对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必须分担责任，并把减排不足政治化、扩大化和联系化，将之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资金援助、技术转让等联系在一起，这就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形成了较大的战略压力。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表明本国对此的关注力，比如在2007年6月成立了以发改委牵头的“国家应付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当年9月又成立了外交部牵头的“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前者主要统筹国内对于这个国际不足的应对。后者主要负责外交上对这个不足的联合行动。
从制度化的战略行动上采取步骤无疑是正确的，但更加重要的是转换观念来应对这个世界性难题。目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对我施加压力，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施加道德压力，西方发达国家也在这个不足上形成更加一致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稳中有变的谈判立场，在坚持不承担减排温室气体义务的前提下，对于清洁发展机制等灵活机制更加支持，更加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利技术合作，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外的机制也采取开放态度。这种较为积极的做法并不能掩盖中国在减排成本上的巨大压力。目前的初步研究表明，如果中国承诺到2030年减排20％，GDP的影响率估计为0．351％，如果20％的减排承诺提前到2000年，那么GDP的影响率估计上升到0．42％，即使将承诺减排率降低到10％，2020年实行的话，每年需要的削减成本也要达500亿美元。显然，这个前景令本已泡沫化和非均衡化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除了能源不足、气候不足和环境污染等不足之外，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不足也形成了对我国的战略制约。以知识产权为例。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现在已成为了V／TO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宣告的一种新的知识产权国际体制，对于保障各国的知识产权和推动国际科技交流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它确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实际上限制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也认为，中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在自身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的情况下，执意以发展中国家的弱势身份来排斥国际知识产权的体制安排，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与恐惧，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十分不利，不利于中国整体性和平发展大战略的贯彻。
三、探索和平发展大战略下的国际经济与国际安全协调
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政策与国际安全政策进行战略协调是必要的。可以采取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综合战略模式。即制订大战略时就把两种战略进行一定的对接，比如和平发展大战略的阐述过程中，就要把和平与发展的关系(即安全与经济的关系)阐述清晰，规定外交、安全、国防、联络等部门在制订有关战略时，要密切联系经济、发展、能源、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反之亦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事前设计，主观建构，目标明确；难度是对于战略决策者与首脑的统筹能力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对于外交机制一体化建设与政府部门合作水平也有迫切的要求。
第二种是上合组织模式。即国际安全战略与国际经济战略本身就是一体的，从安全关系中滋生出经济关系，从安全制度化产生出经济一体化，从而达到国际战略中的经济与安全相协调。目前，中国对于中亚五国以及俄罗斯等国的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之所以协调得较好，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战略本身是服从于安全战略，并从安全战略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安全合作组织或安全机制也正在发展，如同中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澜沧江一湄公河合作机制，则是从反恐怖主义和反毒品领域的安全合作出发，扩展到经贸合作。”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自然发生，水到渠成，战略协调的基础巩固，协调与动员成本较低；缺点是由于安全战略高于经济战略，造成经济战略的实施空间与方式都有较大的限制。
第三种是“马歇尔计划”模式。这种模式的运作方式恰恰与上合组织模式相反，是先有经济合作再有安全合作，安全合作是为了保障经济合作。中国在过去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援助战略，而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则是之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欧洲大部分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也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才有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欧洲对于中亚国家的战略协调模式也是先经济援助后安全合作，北约东扩就是走的这条道路。对于中国未来的大战略协调而言，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比较符合和平发展的逻辑，其他国家比较容易接受，适用于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和平外交；缺点是它对于战略模式实施国家的经济实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对于地区一体化的要求也比较高；并需要一定的文化同质性或者政治文明同质性来加以支撑。
当然，上述三种模式不能概括可能的其他协调战略样式，比如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的全球经济与全球安全的战略协调。这可能是未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大战略的一个新要求，它要求中国领导人作出及早的准备。又比如国家问的双边合作模式也要因地制宜，随着时代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协调模式，可能就与对苏丹的情况不甚一样。另外，上述三种战略协调模式不是完全对立和互相脱离的，相反，三种模式其实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战略进程。欧洲共同体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目前的共同防务阶段，似乎是先有经济战略后有安全战略；其实欧洲共同体的设想原本就是为了对付苏联威胁和防止德、法再起战争。因此，共同安全的战略考虑成了经济合作的第一推动力。没有了冷战这个全球性的国际安全环境特点，就没有欧共体的壮大。法、德、英等国的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从来就是密切地交叉在一起的。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判断，由于任何经济战略中都极可能天然地隐含安全战略的影子，或者安全战略中天然地有了经济战略的影子，中国就不必在战略协调方面下太大的功夫。恰恰相反，经济与安全的天然联系并不能取代战略协调上的积极主动性。倘若美国不是拿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个高高在上的合法旗帜，美国大兵就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军中东、中亚，采取先发制人的经济战略。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并不追求军事上的咄咄逼人，但逻辑和现实也要求正在崛起的中国，紧密地协调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以防止出现如下不利的情形：
(1)谋求外汇或能源的经济战略过于具有攻势性，牺牲中国与美国等主要大国的战略关系。
(2)对某些周边国家的安全战略利益设计过于突出，牺牲中国的经济利益。
(3)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在设计或执行中脱离联合国关于经济与安全不足的总体设想。
(4)安全战略或经济战略实施中要适当体现国际责任和义务，符合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
要防止上述情形，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执行一种多元开放的整体性的和平发展大战略。不深刻地树立国内科学发展的观念，就不能形成国际上要和平发展的观念；不进行战略筹划与执行部门的一体化革新，就不能将这种协调行动落到实处；不把中国的崛起纳人到大国社会性成长的规律中去，就难以实现国际经济战略的和平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最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就是取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环境，就是没有或很少有“中国威胁论”的国际环境，也就是有较大的和谐成分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的战略设计、战略协调、战略分层、战略执行等等，都体现了整体性；归根结底，还要去执行和平发展的总路线，建设和谐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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