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决定内生性因素探讨

一、 企业战略决定的内生性因素

1. （经济）理性人假设下的内生性因素。战略管理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最早来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经济人”的论述。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企业作为一个决策主体在制定企业战略时是完全理智的，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在各种影响条件下盲目的跟随“乐队花车（Bandwagons）”（Abrahamson，1993），而是在判断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前提下，做出最有利于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决策。在本文的讨论框架下，从企业“理性人”的假设出发，就要求企业考虑自己能干什么？精于干什么？换句话说，企业必须准确定位内生性的核心能力。
（1）企业核心能力的资源基础论。Penrose在其成名之作《企业成长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企业是一系列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具有一系列潜在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并通过一定的行政框架将它们汇聚到一起企业（Penrose，1959），并由此将学界对企业战略研究的重点从之前的企业外部（Porter战略定位等）转向了企业内部，而Penrose在此所提到的“资源”也被后人进一步解释为实体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Barney，1991）。资源基础论的观点的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资源基础论的核心假设是：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具有异质性特点的企业核心资源，所谓的异质性主要包括价值性、稀缺性、难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正是由于这些异质性的核心资源形成了某种被模仿或者复制的隔离机制，从而保持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而也是这样的前提假设最终瓦解了整个建立在资源基础论上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正如Leonard-Barton提到的建筑在这些异质性资源（尤其是那些专有性较强的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核心能力同时也在动态的环境中构筑了企业的核心刚性，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战略优势（Leonard-Barton，1992）。尽管如此，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资源不可否认是企业在制定其战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的内生性因素。
（2）企业核心能力的能力基础论。企业战略理论内生性因素的另一个学派是以Prahalad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企业的核心能力》一文作为正式标志的能力学派。经过大量学者的探讨，现在的能力基础论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归为两派：一种是从核心能力的构成要素来定义核心能力，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指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生产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另一种则着重从核心能力的知识特性方面来定义它，即从知识能否被外部获得和模仿来定义企业核心能力，认为专有知识和信息是企业能力的基础，学习是提高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到了企业的动态能力（Teece，1997）成为企业能力基础论的有一个发展方向。


（3）内生性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的整合—知识基础论。企业的资源基础论和能力基础论均源自对于企业内生性战略因素的研究，但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很融洽，Eisenhardt就在其一项研究中试图推翻能力基础论的观点（Barney，1991；Conner & Prahalad，1996；Nelson，1991；Peteraf，1993；Wernerfelt，1984、1995）并提出在动态环境下适用的修正的资源基础论，主张企业的能力是依附于特定企业资源的企业而产生的（Eisenhardt，2000）。
那么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竞争优势的背后究竟是什么？这些不足直到格兰特提出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才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以他为代表的知识基础论学者主张：资源基础理论和能力基础理论最终都将走到了企业知识理论这一轨道上来，组织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是企业核心能力基础，核心能力是使企业独具特色并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
从研究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笔者在（1）、（2）、（3）中所论述的“理性人”假说下企业战略制定的内生性因素，即资源、能力和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达为图1所示。
2. 新制度理论（社会理性假设）下的内生性因素。新制度理论的学者强烈抨击了建立在传统（经济）理性假设上的理论在面对现实不足的解释力上存在严重不足，认为这些理论忽视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策略，从而构建更完善，解释力更强的新制度理论（Neo-institutional Theory）。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考虑企业战略制定的内生性因素，我们将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