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理事会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研究期刊
本站原创 摘要：本文就理事会治理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扩大理事会规模能增强理事会边界跨越和资源吸纳的能力，有利于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和财务绩效；理事会的政治关联使非营利组织能依赖政府的政治资源进行社会动员和筹集资金，对筹资能力和财务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理事年龄过高将削弱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不利于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提高。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财务绩效
：A
目前，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会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也面临资金短缺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作为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的核心，理事会承担着资源筹集、财务监督等重要职能，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负有最终责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理事会具有边界跨越和资源吸纳的功能，能够建立起与外部组织的交流渠道，优先获得组织外部的重要资源，是非营利组织吸纳外部资源的重要工具，而委托理论则为理事会履行财务监督职能提供了解释框架。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治理影响理事会的资源筹集、财务监督等职能，进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且这一结论在已有文献中得到了初步肯定[2-6]。但是，也有学者指出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规模、委员会数量、理事会中捐赠者比例等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7-9]，且多以财务指标测量组织绩效。由于我国非营利组织领域的财务违规、慈善丑闻等事件频发，严重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公信力，社会公众的捐赠意愿下降，部分非营利组织因此而陷入困境。为提升公信力，重获信任，非营利组织的实践者先后制订了《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准则》、《公益组织从事商业活动行为准则》等行业规范，尝试通过推动行业自律和内部治理来规范组织行为。因此，我国非营利组织也应探索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以辅助决策。
2.数据来源说明。本文的财务数据来源于中国民间组织管理局披露的97家基金会2007-2009年度工作报告（截止时间：2011年6月27日）。之所以选择基金会这一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特别强调了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政府管理部门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也将基金会视为监管重点，而且与社团、商会等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相比，基金会披露的数据相对充分。
每项数源于：论文封面http://www.328tibet.cn
据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总收入具体包括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等各项收入来源的总和，对应于基金会业务活动表中的收入合计；捐赠收入的数据源于基金会业务活动表中捐赠收入一栏，政府补助收入的数据取自基金会业务活动表中第五行的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的数据源于基金会业务活动表第六行的投资收益，总支出和公益支出的数据分别为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中业务活动情况表中的本年度总支出数据和公益支出数据，总费用为基金会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筹资费用以及其他费用之和；货币资金、长期投资、短期投资、净资产、总资产的数据均来源于基金会的资产负债表，投资总额为长期投产与短期投资之和。
在分析过程中，各项财务数据取2007、2008、2009三个年度的平均值，如此处理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本文研究理事会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而理事会具有任期，理事会的治理特征在某一任期内会保持基本不变；在对样本的理事会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理事会治理表现出了很高的稳定性；第二，理事会某一年度的工作业绩可能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取三个年度的平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影响，增强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3.探索性因子分析。（1）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变量1-13，因为计算出的变量量纲不同，为便于比较，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采用标准化方法对上述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2）运用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对变量进行筛选。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是因子分析的前提，确认待分析有关变量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KMO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一个指标，KMO值越接近1，则越适合作因子分析；KMO越小，越不适合作因子分析。根据经验标准，KMO的值至少应该大于060，如果它小于050是不充分的；Bartlett检验应该显著，小于005的显著值，表示变量高度相关并足够为因子分析提供合理基础。通过对13个变量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可得KMO值为058，小于06，不能满足检验的经验性标准。这表明13个变量中个别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相关性非常小，应该予以剔除。因此，本文设立下述筛选条件和原则进行探索：KMO值；P<005；剔除在所有共同因子中负荷量均小于05的变量；剔除在多个共同因子中负荷量差异过小的变量；令变量数为N，使N取最大值。
本文利用主成分法进行提取，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对13个变量进行穷举搜索，发现变量1、3、4、5、6、7、9、10、13这一组合通过检验：KMO值为0625，Bartlett球体检验的Sig值为0，说明该因子分析模型具有良好的效果；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提取公共因子，碎石图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可提取3个公共因子，因子载荷矩阵根据方差最大化进行旋转，旋转结果显示3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9401%、22976%、16763%，总贡献率为79140%，反映3个公共因子能较好地评价所选样本的财务绩效；从3个公共因子对单个变量的提取程度看，除对变量7、9的提取率为596%和573%以外，几乎其他所有变量的提取率都在80%以上，这说明了单个因子的提取率高，公共因子与单个变量的相关程度密切，公共因子能反映9个变量的绝大多数信息。 表2报告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因子1与变量1、9、10高度正相关，与变量3、4的相关性大于040，其量1、3、4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而变量9、10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综合权衡之后，本文将因子1定义为“筹资能力（F1）”，理由如下：第一，因子1与变量1、3、4具有相关性，变量1、3、4共同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第二，变量1与变量10高度显著正相关（R=0864，P<001），即非营利组织的总收入与公益支出之间具有高度显著正相关，而公益支出与公益支出占总支出中的比重两者也存在较强显著正相关（R=0730，P<001）；第三，《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因子2与变量3、4高度正相关，与变量6高度负相关，与变量7负相关，变量3、4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募捐能力及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程度，变量6、7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投资收益水平。根据样本的收入分布，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为89%，投资收益为9%，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和投资收益三者占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为98%，样本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以上三部分；且对于每个具体的样本，变量3、4与变量6、7负相关，由此，我们将因子定义为“公众支持度（F2）”。
因子3与变量5、13显著正相关，两者共同反映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总体情况，本文将其定义为“运营绩效（F3）”。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见表2）可计算出三个因子的得分，再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对各个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以构造综合得分函数，这样就得出了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指标值P，即：
P=（39401 F1+22976 F2+16763 F3）/7914
通过计算可得出每个样本财务绩效的综合评价得分（限于篇幅，省略因子得分表及综合得分表）。
会一般都是由不领取报酬的志愿者组成，从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部分非营利组织向理事支付报酬，那向理事支付报酬是否会影响财务绩效？赋予理事正式职务能够更好地调动理事的积极性，从而带来更好的绩效，本文将探讨理事会分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受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中包括了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和曾担任过政府高级职务人员，这部分理事因具有独特的社会资本和网络资源，对非营利组织资源获取应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本文还考察了理事年龄、理事性别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组织规模也有可能对组织财务绩效产生影响，但其不是理事会结构的范畴，我们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过程。另外，本文分析中使用的理事会结构数据均来自于样本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2007）。会计财务毕业论文
2.描述统计分析。表4列出了理事会治理变量、财务绩效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其相关度。从原值来看，理事会的平均规模为16，206%的样本的理事会规模为5-10人，237%为11-15人，278%为16-20人，279%为21人及以上；会议次数的均值为206，722%样本为2次，达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最低要求，165%仅为1次，甚至有基金会的理事会全年没有召开会议；理事会议平均出席率的最小值046，平均值为088，103%的样本的理事会议出席率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要求；理事成员中领取报酬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平均值仅为01，959%的样本的比例在33%及以下；理事成员中担任领导职务比例的平均值为032，最小值为01，约60%的样本比例低于三分之一；理事会中现任国家工作人员的均值为4人，而标准差为6人，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别明显；392%的样本理事会中没有现任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人中曾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平均值为118，而最大值为9，90%的样本在3人以下。理事的平均年龄为5827，最小值为332，最大值则达761，理事的年龄普遍比较高。从性别来看，理事中男性比例平均达到086，仅6%在05以下，392%在08及以下，464%的样本大于平均值，理事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理事会治理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5，且绝大部分值小于03，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现象的可能性比较小（回归分析显示的容限和VIF值都排除了多重共性的存在）。从理事会治理变量与财务绩效相关的显著性来看，理事会规模、国家工作人员数、高级职务人员数、组织规模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平均年龄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
3.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检验。为进一步探索理事会治理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以财务绩效为因变量，以理事会治理变量和控制变量为自变量进行组回归分析。表5的第一列报告了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回归结果，理事会治理变量能显著地预测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F（10， 86）=7446，P<0 001），并且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平均年龄以及组织规模四个变量对预测有显著贡献，平均年龄、组织规模的显著性水平001，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05；校正R2值0464，理事会治理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组合能解释财务绩效464%的方差。
回归β系数表明理事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理事会规模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产生影响，且理事会规模越大，财务绩效越趋向于好，此结论支持了Aggarwal et al（2012）、Callen et al（2003， 2010）、Olson（2000）、Siciliano（1996）的观点。理事年龄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从整体上看，理事年龄偏高将不利于组织财务绩效的改善。高级职务人员数这一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理事会中高级职务人员对财务绩效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其他理事会治理变量，如会议次数、会议平均出席率、理事报酬、理事性别等，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表5的列2-列4分别报告了理事会治理变量与筹资能力、公众支持度、运营绩效的回归结果，列2中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理事年龄等变量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它们对筹资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公众支持度、运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以上分析表明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理事年龄等理事会治理变量源于：大学论文格式范文http://www.328tibet.cn
主要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
理事会规模对筹资能力的显著影响，表明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理事会，其跨越边界和从环境中吸纳资源的能力更强，扩大理事会规模能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高级职务人员为理事会负责人中曾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人员，他们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理事会的政治关联对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这一结果完全符合我国的实践，即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政治资源进行社会动员、筹集资金。理事年龄对筹资能力、财务绩效具有消极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理事年龄普遍偏大，不利于财务绩效的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方式和发展水平相关。在我国现行环境下具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基本上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业务主管机关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力比较强，理事及理事会的领导职务经常被作为业务主管机关领导退居二线的一种过渡或安置方式。
4.进一步分析。为了检验理事会规模、理事年龄以及高级职务人员数等理事会治理变量对财务绩效、筹资能力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将进行分组比较。
（1）理事会规模的分组检验。理事会规模的最小值为5，标准差为593，为便于比较，以5为起点，5为间距，将样本分为四组：理事会规模5-10人为第1组，11-15人为第2组，16-20人为第3组，21以上为第4组。表6报告了分组检验的结果，四组样本的财务绩效具有显著差异（Wilks′ Lambda=0869，p<005）。财务绩效、筹资能力、公众支持度、运营绩效四个层面的事后比较，显示第3、4组的财务绩效均显著地优于第1组（（F（3， 93）=3814，P<0 05））；第4组的筹资能力（F1）显著地优于第1组（（F（3， 93）=4232，P<0 01））。因此，从整体而言，理事会规模大于15的非营利组织，其筹资能力、财务绩效要优于理事会规模为5-10的非营利组织，这一差异性的结果支持了前文研究的结论。
（2）理事年龄的分组检验。为便于进行分析，计算每个样本理事会成员在各个年龄段的比例。从整个样本的平均值来看，30岁以下理事的比例仅为029%，30-39岁为455%，40-49岁为1865%，50-59岁为3255%，60及以上为4321%，年龄越高，所占比例也越大。理事年龄段比例与财务绩效、筹资能力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理事会中50-59岁的理事比例与组织财务绩效（r=0270，p<005）和筹资能力（r=0294，p<005）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60岁以上理事的比例却与组织财务绩效（r=-0340，p<005）和筹资能力（r=-0333，p<005）显著负相关，其他理事年龄段比例与财务绩效、筹资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相一致。
（3）高级职务人员的分组检验。在97例样本中，42例样本的高级职务人员比例为0，剩余55例的高级职务人员比例均大于或等于4%。为进行分组检验，将高级职务人员比例为0的样本定义为第1类，而其它样本为第2类。方差齐性Levene检验表明，筹资能力的F值为4878，显著性水平为0030，小于005，拒绝方差相等的假设。这表明两类样本的筹资能力方差存在显著差异，对应的T值为-3024，相伴概率为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T检验的零假设，两类样本的筹资能力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且第2类样本的筹资能力显著优于第1类样本；财务绩效的T检验也表明两类样本的财务绩效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样是第2类样本显著优于第1类样本。以上结果再次支持了理事会中高级职务人员数对财务绩效、筹资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
1.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主要包括筹资能力、公众支持度及运营绩效三个公共因子，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理事年龄等理事会治理变量主要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其他理事会治理变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2.理事会规模对筹资能力、财务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从整体而言，理事会规模大于15的非营利组织，其筹资能力、财务绩效要优于理事会规模为5-10的非营利组织。这是因为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理事会，其跨越边界和从环境中吸纳资源的能力更强，扩大理事会规模能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3.理事会中曾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理事，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政治资源进行社会动员，筹集资金，理事会的政治关联能够提高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进而改善财务绩效。财务与会计论文
4.理事年龄对筹资能力、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理事会中60岁以上理事的比例越高，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和财务绩效越差。在我国现行环境下，具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基本上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业务主管机关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力比较强，理事及理事会的领导职务经常被作为业务主管机关领导退居二线的一种过渡或安置方式，非营利组织提名和遴选理事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理事年龄普遍偏大，理事会功能也因此受到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重点启示在于：尽管我国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并不完善，理事会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但是理事会治理仍在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提高和财务绩效的改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当面临资金约束时，非营利组织可尝试改变理事会规模、政治关联以及理事年龄等理事会治理策略突破约束，控制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和资源吸纳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改善组织财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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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财务绩效
：A
目前，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会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也面临资金短缺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作为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的核心，理事会承担着资源筹集、财务监督等重要职能，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状况和可持续发展负有最终责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理事会具有边界跨越和资源吸纳的功能，能够建立起与外部组织的交流渠道，优先获得组织外部的重要资源，是非营利组织吸纳外部资源的重要工具，而委托理论则为理事会履行财务监督职能提供了解释框架。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治理影响理事会的资源筹集、财务监督等职能，进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且这一结论在已有文献中得到了初步肯定[2-6]。但是，也有学者指出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规模、委员会数量、理事会中捐赠者比例等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并不显著[7-9]，且多以财务指标测量组织绩效。由于我国非营利组织领域的财务违规、慈善丑闻等事件频发，严重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公信力，社会公众的捐赠意愿下降，部分非营利组织因此而陷入困境。为提升公信力，重获信任，非营利组织的实践者先后制订了《公益性非营利组织准则》、《公益组织从事商业活动行为准则》等行业规范，尝试通过推动行业自律和内部治理来规范组织行为。因此，我国非营利组织也应探索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以辅助决策。
一、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测量
1.初始指标体系的构建。由于组织性质差异，用于测量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指标不能用于测量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同时，就如何测量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始终没能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却呈现出以下共同特征：（1）使用财务比率指标测量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2）财务比率指标力求反映非营利组织的性质；（3）注重测量非营利组织是否募集了足够资源以支持组织的宗旨和使命。通过综合上述研究中财务绩效指标，本文建立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初始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提取共同因子，进而构建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指标体系，表1列出了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初始指标体系。2.数据来源说明。本文的财务数据来源于中国民间组织管理局披露的97家基金会2007-2009年度工作报告（截止时间：2011年6月27日）。之所以选择基金会这一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特别强调了基金会的信息披露，政府管理部门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也将基金会视为监管重点，而且与社团、商会等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相比，基金会披露的数据相对充分。
每项数源于：论文封面http://www.328tibet.cn
据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总收入具体包括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等各项收入来源的总和，对应于基金会业务活动表中的收入合计；捐赠收入的数据源于基金会业务活动表中捐赠收入一栏，政府补助收入的数据取自基金会业务活动表中第五行的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的数据源于基金会业务活动表第六行的投资收益，总支出和公益支出的数据分别为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中业务活动情况表中的本年度总支出数据和公益支出数据，总费用为基金会业务活动表中管理费用、筹资费用以及其他费用之和；货币资金、长期投资、短期投资、净资产、总资产的数据均来源于基金会的资产负债表，投资总额为长期投产与短期投资之和。
在分析过程中，各项财务数据取2007、2008、2009三个年度的平均值，如此处理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本文研究理事会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而理事会具有任期，理事会的治理特征在某一任期内会保持基本不变；在对样本的理事会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理事会治理表现出了很高的稳定性；第二，理事会某一年度的工作业绩可能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取三个年度的平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影响，增强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3.探索性因子分析。（1）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变量1-13，因为计算出的变量量纲不同，为便于比较，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采用标准化方法对上述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2）运用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对变量进行筛选。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是因子分析的前提，确认待分析有关变量是否适合作因子分析，KMO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一个指标，KMO值越接近1，则越适合作因子分析；KMO越小，越不适合作因子分析。根据经验标准，KMO的值至少应该大于060，如果它小于050是不充分的；Bartlett检验应该显著，小于005的显著值，表示变量高度相关并足够为因子分析提供合理基础。通过对13个变量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可得KMO值为058，小于06，不能满足检验的经验性标准。这表明13个变量中个别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相关性非常小，应该予以剔除。因此，本文设立下述筛选条件和原则进行探索：KMO值；P<005；剔除在所有共同因子中负荷量均小于05的变量；剔除在多个共同因子中负荷量差异过小的变量；令变量数为N，使N取最大值。
本文利用主成分法进行提取，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对13个变量进行穷举搜索，发现变量1、3、4、5、6、7、9、10、13这一组合通过检验：KMO值为0625，Bartlett球体检验的Sig值为0，说明该因子分析模型具有良好的效果；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提取公共因子，碎石图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共可提取3个公共因子，因子载荷矩阵根据方差最大化进行旋转，旋转结果显示3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39401%、22976%、16763%，总贡献率为79140%，反映3个公共因子能较好地评价所选样本的财务绩效；从3个公共因子对单个变量的提取程度看，除对变量7、9的提取率为596%和573%以外，几乎其他所有变量的提取率都在80%以上，这说明了单个因子的提取率高，公共因子与单个变量的相关程度密切，公共因子能反映9个变量的绝大多数信息。 表2报告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因子1与变量1、9、10高度正相关，与变量3、4的相关性大于040，其量1、3、4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而变量9、10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综合权衡之后，本文将因子1定义为“筹资能力（F1）”，理由如下：第一，因子1与变量1、3、4具有相关性，变量1、3、4共同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第二，变量1与变量10高度显著正相关（R=0864，P<001），即非营利组织的总收入与公益支出之间具有高度显著正相关，而公益支出与公益支出占总支出中的比重两者也存在较强显著正相关（R=0730，P<001）；第三，《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
因子2与变量3、4高度正相关，与变量6高度负相关，与变量7负相关，变量3、4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募捐能力及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程度，变量6、7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投资收益水平。根据样本的收入分布，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为89%，投资收益为9%，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和投资收益三者占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为98%，样本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以上三部分；且对于每个具体的样本，变量3、4与变量6、7负相关，由此，我们将因子定义为“公众支持度（F2）”。
因子3与变量5、13显著正相关，两者共同反映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总体情况，本文将其定义为“运营绩效（F3）”。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见表2）可计算出三个因子的得分，再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对各个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以构造综合得分函数，这样就得出了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指标值P，即：
P=（39401 F1+22976 F2+16763 F3）/7914
通过计算可得出每个样本财务绩效的综合评价得分（限于篇幅，省略因子得分表及综合得分表）。
二、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的关联分析财务会计相关论文
1.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变量的建立与数据说明。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实践及理论分析结论，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建立了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变量（表3）。理事会是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募集和监督决策机构，理事会规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非营利组织资源获取以及监督决策职能的履行；理事会议次数及其平均出席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事会监督职能的履行情况；非营利组织理事源于：论文发表网http://www.328tibet.cn会一般都是由不领取报酬的志愿者组成，从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部分非营利组织向理事支付报酬，那向理事支付报酬是否会影响财务绩效？赋予理事正式职务能够更好地调动理事的积极性，从而带来更好的绩效，本文将探讨理事会分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受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中包括了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和曾担任过政府高级职务人员，这部分理事因具有独特的社会资本和网络资源，对非营利组织资源获取应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本文还考察了理事年龄、理事性别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因组织规模也有可能对组织财务绩效产生影响，但其不是理事会结构的范畴，我们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过程。另外，本文分析中使用的理事会结构数据均来自于样本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2007）。会计财务毕业论文
2.描述统计分析。表4列出了理事会治理变量、财务绩效指标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其相关度。从原值来看，理事会的平均规模为16，206%的样本的理事会规模为5-10人，237%为11-15人，278%为16-20人，279%为21人及以上；会议次数的均值为206，722%样本为2次，达到《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最低要求，165%仅为1次，甚至有基金会的理事会全年没有召开会议；理事会议平均出席率的最小值046，平均值为088，103%的样本的理事会议出席率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的要求；理事成员中领取报酬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平均值仅为01，959%的样本的比例在33%及以下；理事成员中担任领导职务比例的平均值为032，最小值为01，约60%的样本比例低于三分之一；理事会中现任国家工作人员的均值为4人，而标准差为6人，不同样本之间的差别明显；392%的样本理事会中没有现任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人中曾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平均值为118，而最大值为9，90%的样本在3人以下。理事的平均年龄为5827，最小值为332，最大值则达761，理事的年龄普遍比较高。从性别来看，理事中男性比例平均达到086，仅6%在05以下，392%在08及以下，464%的样本大于平均值，理事中男性占绝大多数。
理事会治理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5，且绝大部分值小于03，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现象的可能性比较小（回归分析显示的容限和VIF值都排除了多重共性的存在）。从理事会治理变量与财务绩效相关的显著性来看，理事会规模、国家工作人员数、高级职务人员数、组织规模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平均年龄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
3.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检验。为进一步探索理事会治理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以财务绩效为因变量，以理事会治理变量和控制变量为自变量进行组回归分析。表5的第一列报告了理事会治理与财务绩效回归结果，理事会治理变量能显著地预测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F（10， 86）=7446，P<0 001），并且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平均年龄以及组织规模四个变量对预测有显著贡献，平均年龄、组织规模的显著性水平001，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05；校正R2值0464，理事会治理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组合能解释财务绩效464%的方差。
回归β系数表明理事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理事会规模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产生影响，且理事会规模越大，财务绩效越趋向于好，此结论支持了Aggarwal et al（2012）、Callen et al（2003， 2010）、Olson（2000）、Siciliano（1996）的观点。理事年龄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从整体上看，理事年龄偏高将不利于组织财务绩效的改善。高级职务人员数这一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理事会中高级职务人员对财务绩效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其他理事会治理变量，如会议次数、会议平均出席率、理事报酬、理事性别等，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表5的列2-列4分别报告了理事会治理变量与筹资能力、公众支持度、运营绩效的回归结果，列2中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理事年龄等变量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它们对筹资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公众支持度、运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以上分析表明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理事年龄等理事会治理变量源于：大学论文格式范文http://www.328tibet.cn
主要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
理事会规模对筹资能力的显著影响，表明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理事会，其跨越边界和从环境中吸纳资源的能力更强，扩大理事会规模能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高级职务人员为理事会负责人中曾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人员，他们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理事会的政治关联对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影响。这一结果完全符合我国的实践，即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政治资源进行社会动员、筹集资金。理事年龄对筹资能力、财务绩效具有消极影响，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理事年龄普遍偏大，不利于财务绩效的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方式和发展水平相关。在我国现行环境下具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基本上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业务主管机关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力比较强，理事及理事会的领导职务经常被作为业务主管机关领导退居二线的一种过渡或安置方式。
4.进一步分析。为了检验理事会规模、理事年龄以及高级职务人员数等理事会治理变量对财务绩效、筹资能力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将进行分组比较。
（1）理事会规模的分组检验。理事会规模的最小值为5，标准差为593，为便于比较，以5为起点，5为间距，将样本分为四组：理事会规模5-10人为第1组，11-15人为第2组，16-20人为第3组，21以上为第4组。表6报告了分组检验的结果，四组样本的财务绩效具有显著差异（Wilks′ Lambda=0869，p<005）。财务绩效、筹资能力、公众支持度、运营绩效四个层面的事后比较，显示第3、4组的财务绩效均显著地优于第1组（（F（3， 93）=3814，P<0 05））；第4组的筹资能力（F1）显著地优于第1组（（F（3， 93）=4232，P<0 01））。因此，从整体而言，理事会规模大于15的非营利组织，其筹资能力、财务绩效要优于理事会规模为5-10的非营利组织，这一差异性的结果支持了前文研究的结论。
（2）理事年龄的分组检验。为便于进行分析，计算每个样本理事会成员在各个年龄段的比例。从整个样本的平均值来看，30岁以下理事的比例仅为029%，30-39岁为455%，40-49岁为1865%，50-59岁为3255%，60及以上为4321%，年龄越高，所占比例也越大。理事年龄段比例与财务绩效、筹资能力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理事会中50-59岁的理事比例与组织财务绩效（r=0270，p<005）和筹资能力（r=0294，p<005）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60岁以上理事的比例却与组织财务绩效（r=-0340，p<005）和筹资能力（r=-0333，p<005）显著负相关，其他理事年龄段比例与财务绩效、筹资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相一致。
（3）高级职务人员的分组检验。在97例样本中，42例样本的高级职务人员比例为0，剩余55例的高级职务人员比例均大于或等于4%。为进行分组检验，将高级职务人员比例为0的样本定义为第1类，而其它样本为第2类。方差齐性Levene检验表明，筹资能力的F值为4878，显著性水平为0030，小于005，拒绝方差相等的假设。这表明两类样本的筹资能力方差存在显著差异，对应的T值为-3024，相伴概率为0004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T检验的零假设，两类样本的筹资能力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且第2类样本的筹资能力显著优于第1类样本；财务绩效的T检验也表明两类样本的财务绩效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样是第2类样本显著优于第1类样本。以上结果再次支持了理事会中高级职务人员数对财务绩效、筹资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
三、结论与启示
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关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在许多细节领域仍是空白，学术界对于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的具体效应，仍有待深入探索和经验研究的支持。基于此，本文选择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这一独特视角，以基金会为研究样本，利用因子分析探索构建财务绩效指标体系，深入研究了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对财务绩效的具体影响，并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非营利组织财务绩效主要包括筹资能力、公众支持度及运营绩效三个公共因子，理事会规模、高级职务人员数、理事年龄等理事会治理变量主要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绩效，其他理事会治理变量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2.理事会规模对筹资能力、财务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从整体而言，理事会规模大于15的非营利组织，其筹资能力、财务绩效要优于理事会规模为5-10的非营利组织。这是因为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理事会，其跨越边界和从环境中吸纳资源的能力更强，扩大理事会规模能为非营利组织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源。
3.理事会中曾担任过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理事，对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政治资源进行社会动员，筹集资金，理事会的政治关联能够提高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进而改善财务绩效。财务与会计论文
4.理事年龄对筹资能力、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理事会中60岁以上理事的比例越高，非营利组织的筹资能力和财务绩效越差。在我国现行环境下，具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基本上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成立，业务主管机关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力比较强，理事及理事会的领导职务经常被作为业务主管机关领导退居二线的一种过渡或安置方式，非营利组织提名和遴选理事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理事年龄普遍偏大，理事会功能也因此受到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重点启示在于：尽管我国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并不完善，理事会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但是理事会治理仍在非营利组织筹资能力的提高和财务绩效的改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当面临资金约束时，非营利组织可尝试改变理事会规模、政治关联以及理事年龄等理事会治理策略突破约束，控制组织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和资源吸纳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改善组织财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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