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演进社会保障预算总量演进治理：渐进主义与公共选择视角怎样
本站原创 摘要：社会保障预算是我国公共预算的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保障预算中，其支出规模直接影响到预算的执行及财政能够承受的程度。文章在分析预算政治性特征及支出刚性制约因素的前提下，探讨支配预算支出规模的内在机制，成为分析预算现实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文章尝试从公共选择、预算政治等综合视角对社会保障预算规模渐进递增格局进行分析，并以此提出了解决的途径。
关键词：社会保障预算；支出分析；规模控制
早在1998年我国开始把构建公共财政作为我国财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以来，社会保障预算就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予以研究和实践。本文尝试从预算渐进主义和公共选择的综合视角对社会保障预算的发展趋势和增长机制做出一种解释。
负担能力呢？回答是否定的。并非所有的政治要求和利益都能够在预算过程中得到满足，社会保障预算也不例外。技术层面来说，建构有效的预算过程或者预算模式，将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合理性与投入的预算联系起来，进一步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一定程度地避免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影响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及财务平衡的人口变量、待遇支付变量以及征税比率都存在变动调整的可能，虽然有些变量，比如人口老龄化、待遇支付等确实存在刚性因素，但是公共财政内在预算机制，本身就提供给了主体自我控制和选择的机会，人们能够通过集体选择，调整制度的边际收益，使之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一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2年3月瑞士全民直接废除瑞士工会提出的“将目前每年四周的带薪假期延长到六周，与西欧主要国家趋同”的议案，这个为劳动者争取福利的议案被劳动者以三分之二的反对票否决。
其次，预算的渐进主义受到社会保障制度内在变量的制约。大多数社会保障预算的筹资基础是直接税，比如工薪税或者国民保险捐，与人口数量与结构决定的赡养率密切关联。戴蒙德（1993）认为当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或者说当劳动力充沛时，现收现付制度能使各代人福利状况改善，而且可以降低、甚至消除由于资本过度积累而造成的动态无效率。亨利·阿伦（1982）也认为，在“生物回报率”（人口增长率+实际工资增长率）大于市场利率的前提之下，现收现付制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帕累托最优配置。但是当人口出生率下降而人口预期寿命却越来越长，这意味着较少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较多的人口进入退休队伍，赡养率提高。从社会保障预算待遇支付的角度来看，领取养老金的人口越来越大，并且考虑到工资和物价调整因素，支出规模当然是渐进增长的；基金积累制度则是个人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和消费平滑制度，是个人生命周期内的长期财务平衡。看起来好像基金积累制度不需要预算的管理，但是实际上政府也不能够置身事外。因为，个人账户积累制面临保值增值风险、政策不稳、投资风险、宏观风险等风险，导致个人账户制度无法避免老年贫困，这个时候政府必须要承担“底线”责任，提供养老保险的“零支柱”——非缴费的全民养老保险，想想看，在经济体普遍老化且预期寿命提高的背景下，社会保障预算支出必然渐进增长了。至于医疗保险支出，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科技的发展及医疗手段的先进化和复杂化，全球主要国家的经验都支持了费用支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最后，“福利刚性”是中外社会保障预算总量渐进的内在动力。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来看，在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福利领域，确实存在着所谓“福利刚性”的基本态势，就个体来说，“福利依赖”也普遍存在于这些经济体中。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具有刚性特征。这种刚性表现为人们对于自己所享福利水平只能上不能下的心理期待；在宏观财政支出层面，福利刚性则表现为福利支出规模只能变大而不能缩小，福利水平只能提高而不能降低。国外的已有的例子已经表明福利刚性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压力和阻力，任何尝试对福利分配过程及分配状态做出调整的改革都必然面临破产。社会保障预算本质是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的财政分配、收支管理计划。在分配决策过程中，预算必然受到惯性政治及刚性心理的影响。分配的边际变量只能递增而不是相反，否则民众必然不能接受分配结果，做出变革决策政治人物的前途也必然面临挑战。从西方国家的具体实践来看，无论是拉美国家还是金融危机以后举步维艰的希腊，当政府做出削减福利资金的决策时，必然引起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执政的基础必然不稳。这就最终将执政力量导引到了一种“民粹主义”福利管理模式，陷入到经济增长的陷阱。
保障领域，同样存在“财政幻觉”。由于存在大量选民对财政支出的分担，个体民众都可能认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税收并不算高，这导致他们更加支持社会保障领域的福利预算增加。艾伦（Aron，1966）指出，由于具有正收益的社会保障计划总是要有向老年人转移的转移支付可能，中间人发现赞成继续实行社会保障计划对他们是有利的，尽管计划的实行在总体上会降低所有家庭的福利。布郎宁（Browning，1975）考察了一种没有资本市场而只能通过社会保障进行储蓄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票规则将导致社会保障水平超过使生命周期内福利最大化的水平。
社会福利支出的规模一直呈现显著增长，从社会保障预算的增长维度来看：一方面是预算支出的绝对规模在增长；另一方面是支出占GNP的相对规模在增长，而且社会保障预算支出增长速度要快于国防支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基于利益集团的推动、政党执政偏袒、也包括社会各阶层的推动。对于处于“财政幻觉”效应中的中下层民众来说，他们当然希望政府能够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类支出，然而毕竟支出也是有成本的，实际上他们的所得效用又被征收的税额抵消；对于中高阶层来说，在社会预算支出的扩大过程中，则明显处于利益获取而有动力推动支出规模扩大。斯蒂格利茨（1970）曾经发表过一个“领导人法则”：中高收入的阶层是社会预算支出的主要受益人，他们有能力去组织集团游说政治力量，从而影响支出效益的分配。在社会福利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往往也是中高收入阶层获取福利最多。例如，政府对穷人的住房补贴往往提高了市场上住房的供给，因此，受益的是处于社会中高端的房东、房主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对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支出规模，房东和房主也更有积极性去推动支出的扩大。
其次，社会保障预算内部也存在不同性质的预算内容。一般来说，社会福利支出、社会救助支出等，存在经常性预算性质；而社会保险预算，则带有资本性预算性质。这两类资金融资来源不同，使用方向和内容存在差异，应该按照资金来源的不同分列不同的预算条目，这也佐证了社会保障预算必须要先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完整编制作为前提和基础。
最后，在复式预算内部，政府一般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和社会保障预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一般预算要按照“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节余的资金可以用来弥补社会保障预算收入；社会保障预算则应该本着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专款专用、不打赤字的原则来安排社会保障的收支活动，其节余不能进行预算调剂。学年论文网
2. 创新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模式。社会保障预算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编制模式，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要明确社会保障预算编制的立足点是什么。在任何涉及到公共预算编制环节的问题上，都会直面“政府应当在哪些社会保障职能上花多少钱”和“为什么这笔钱应当给A，而不应当给B”这两个问题进行。围绕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给出“养人”“办事”“效果”等三种回答，实际上这基本上形成了公共预算包括社会保障预算编制的三种不同预算编制方法。
社会保障预算的责任和目标就是要确保民众能够通过提前的资金筹集，分散老年、疾病和伤残风险，并且能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因此，预算模式要通过合理项目安排，对民众的需求、需求的程度进行规划，然后逐步按年（计划）地实现规划的愿景和目标。规划项目预算（PPBS）让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更加明确，同时让民众的社会保障需求与政府的政策议程更加对接紧密，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规划项目预算这种关注长期规划和重视年度计划的执行风格也更好地契合了社会保障预算各项目的发展运营要求。
美国的联邦信托基金就是按照75年一个周期进行基金收支规划预测，出台相应的报告，为预算资源的分配提供建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及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也确实需要对相关项目进行长期规划，及时掌握基金的收支规模及赢余趋势，以能未雨绸缪。养老、医疗等保险基金需要采用长期规划项目预算，工伤、生育等保险内容，以及社会救助、抚恤救济等则是明确发生在一定的年度中，需要对该年度资金发生的概念、范围、数额等进行计划，这满足了规划项目预算的年度计划特征；社会保障项目中的社会福利、特殊福利等内容则可以通过项目的形式来予以实现，可以让预算任务更加明确，实施可能也会更加有效。
在规划项目预算厘定基本的投入方向和内容以后，为了体现预算的受托责任及公众利益导向，应该在预算中加入适当的绩效预算内容。在能够体现绩效内容预算项目上，比如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殖上、社会福利的使用上、反对福利欺诈及福利陷阱规避上，可以通过考评技术及基层治理，提高预算资源的使用效率。如果存在绩效低的情况，那么在规划项目的前提下，不能据此停止拨款，而应该通过更换执行主体、联合治理或者其他方式，改进执行绩效，让民众能够真正受益。因此，有效的控制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预算模式是适度规划项目预算（PPS）+绩效预算模式（PB）。 3. 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公共选择机制。公共选择机制是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平衡和发展状态的内在约束，完善的公共选择机制有利于更有效地防止预算支出被“民粹政治”绑架，从而危害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在美国，主要是通过《宪法》、《社会保障法》、《1921预算与会计法案》等条例予以体现和保障。以社自考论文http://www.328tibet.cn
会保障、医疗照顾和医疗救济为主要内容的法定支出（Mandatory Outlays）看起来好像不由年度拨款法控制。但是1990年通过的《预算执行法案》（The Budget Enforcement Act，BEA），年度自主性支出的授权设置限额（Cap），法定支出遵守“以收定支”原则（Pay-as-you-go）原则，即增加法定支出的前提是收入也必须增加或者另一项支出削减。因此，这为我们以后的社会保障类福利预算提供了借鉴，社会保障领域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机制，是社会保障预算构建的前提和基础。
就我国而言，宪法是国家的立法基础和基本依据，《宪法》第44条、第45条分别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劳动法》第9章对“社会保险和福利”作了专门规定。应该说，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确立，但是涉及到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基本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缺少类似于美国《1921预算与会计法案》、《预算执行法案》等法律制度，这必然导致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存在不确定性。
2010年10月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作为协调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重要立法之一，涉及到当前社会保障领域的诸多问题，但是实质性的有关预算资源分配、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划分等则大部分都授权给了“国务院另行规定”，而且多达20余处。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保障过程的政治性质和权利要素参与特征，也说明我国的政治过程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预算政治的分析框架。当前，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让基于资源分配的社会保障预算过程和财政投入过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样才能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内在机制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进步。
参考文献：
3. 段秀杰.“瑞士”之一：直接乐与忧，FT中文网，2013-05-0
5. 李珍.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44-151.
6. 徐延辉.福利国家运行的经济社会学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5，（1）.论文会计
9. 王雍君.公共财政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8：236.
10. 雷玉琼，余斌.公共支出增长的利益集团研究.当代财经，2004，（12）.
关键词：社会保障预算；支出分析；规模控制
早在1998年我国开始把构建公共财政作为我国财政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以来，社会保障预算就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内容予以研究和实践。本文尝试从预算渐进主义和公共选择的综合视角对社会保障预算的发展趋势和增长机制做出一种解释。
一、 渐进主义的社会保障预算增长
社会保障预算支出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财政拨款额度遵循渐进主义的分析框架，那就是逐年递增。在许多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属于强制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相对于议定支出（Agreed Spending）来说，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年度都能够对支出额度及支出的结构进行审核，以控制增长的速度等。所以，社会保障预算支出比其他任何支出都符合渐进主义的支出原则，即在总量基础上往前增量发展。当然，支出增量递增的背后逻辑大多都受政治周期的支配，其周期政治性特点非常明显，这源于预算的政治性。“在政治和政策过程中，无论政治家的目标是什么，预算过程都是一种政治工具。如果政治家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那么，预算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手段。如果政治家的目标是收入分配，那么，预算就成为收入分配的发动机”如果政治家的目标是为了取悦民众，获得选票最大化，那么预算必然会给予民众可能多的社会福利及资源分配。当然前提就是这种政策倾斜不违背社会的基本价值及与主流民众的偏好意愿。在这种渐进主义预算理论的解释框架下，社会保障预算总量的渐进增长是否会超过公共财政及筹资主体的摘自：写毕业论文经典网站http://www.328tibet.cn负担能力呢？回答是否定的。并非所有的政治要求和利益都能够在预算过程中得到满足，社会保障预算也不例外。技术层面来说，建构有效的预算过程或者预算模式，将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合理性与投入的预算联系起来，进一步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一定程度地避免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影响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及财务平衡的人口变量、待遇支付变量以及征税比率都存在变动调整的可能，虽然有些变量，比如人口老龄化、待遇支付等确实存在刚性因素，但是公共财政内在预算机制，本身就提供给了主体自我控制和选择的机会，人们能够通过集体选择，调整制度的边际收益，使之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一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2年3月瑞士全民直接废除瑞士工会提出的“将目前每年四周的带薪假期延长到六周，与西欧主要国家趋同”的议案，这个为劳动者争取福利的议案被劳动者以三分之二的反对票否决。
其次，预算的渐进主义受到社会保障制度内在变量的制约。大多数社会保障预算的筹资基础是直接税，比如工薪税或者国民保险捐，与人口数量与结构决定的赡养率密切关联。戴蒙德（1993）认为当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或者说当劳动力充沛时，现收现付制度能使各代人福利状况改善，而且可以降低、甚至消除由于资本过度积累而造成的动态无效率。亨利·阿伦（1982）也认为，在“生物回报率”（人口增长率+实际工资增长率）大于市场利率的前提之下，现收现付制能够在代际之间进行帕累托最优配置。但是当人口出生率下降而人口预期寿命却越来越长，这意味着较少的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较多的人口进入退休队伍，赡养率提高。从社会保障预算待遇支付的角度来看，领取养老金的人口越来越大，并且考虑到工资和物价调整因素，支出规模当然是渐进增长的；基金积累制度则是个人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和消费平滑制度，是个人生命周期内的长期财务平衡。看起来好像基金积累制度不需要预算的管理，但是实际上政府也不能够置身事外。因为，个人账户积累制面临保值增值风险、政策不稳、投资风险、宏观风险等风险，导致个人账户制度无法避免老年贫困，这个时候政府必须要承担“底线”责任，提供养老保险的“零支柱”——非缴费的全民养老保险，想想看，在经济体普遍老化且预期寿命提高的背景下，社会保障预算支出必然渐进增长了。至于医疗保险支出，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科技的发展及医疗手段的先进化和复杂化，全球主要国家的经验都支持了费用支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最后，“福利刚性”是中外社会保障预算总量渐进的内在动力。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来看，在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福利领域，确实存在着所谓“福利刚性”的基本态势，就个体来说，“福利依赖”也普遍存在于这些经济体中。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具有刚性特征。这种刚性表现为人们对于自己所享福利水平只能上不能下的心理期待；在宏观财政支出层面，福利刚性则表现为福利支出规模只能变大而不能缩小，福利水平只能提高而不能降低。国外的已有的例子已经表明福利刚性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压力和阻力，任何尝试对福利分配过程及分配状态做出调整的改革都必然面临破产。社会保障预算本质是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的财政分配、收支管理计划。在分配决策过程中，预算必然受到惯性政治及刚性心理的影响。分配的边际变量只能递增而不是相反，否则民众必然不能接受分配结果，做出变革决策政治人物的前途也必然面临挑战。从西方国家的具体实践来看，无论是拉美国家还是金融危机以后举步维艰的希腊，当政府做出削减福利资金的决策时，必然引起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执政的基础必然不稳。这就最终将执政力量导引到了一种“民粹主义”福利管理模式，陷入到经济增长的陷阱。
二、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社会保障预算增长
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在代议制国家，由于利益集团、政党、各阶层选民都有动力和可能推动社会支出的规模，多数规则确实存在导致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在内的公共财政支出的“过度膨胀”的倾向，因此社会保障预算支出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这也是西方国家自上世界80年代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在政体下，降低多数人税收的机会、税收的财政错觉，以及无限制的多数人专制都会导致国家预算，包括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规模大于传统预算的一般水平。当然，这种“过度膨胀”并非仅仅因为规则本身，而更多的在于政治程序的不完善。 图洛克（Tullock，1959）认为，多数可能导致公共部门比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私用品。他以五个农场主为例指出：五个农场主利用简单多数规则决定维护通往农场道路的公共支出方案。在五个人当中，由于存在隐含的补贴，所以一般会赞同更多的道路维护支出，而这是超过他们的实际需要的；唐斯（Downs，1967）提出财政错觉论（Fiscal Illusion），他指出官僚倾向于隐瞒公共服务的真实成本，使公众产生财政幻觉，误认为自己承担的公共服务的成本“很低”，或者他们是由“别人”而不是自己负担，从而支持增加财政支出。在社会摘自：毕业论文题目http://www.328tibet.cn保障领域，同样存在“财政幻觉”。由于存在大量选民对财政支出的分担，个体民众都可能认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税收并不算高，这导致他们更加支持社会保障领域的福利预算增加。艾伦（Aron，1966）指出，由于具有正收益的社会保障计划总是要有向老年人转移的转移支付可能，中间人发现赞成继续实行社会保障计划对他们是有利的，尽管计划的实行在总体上会降低所有家庭的福利。布郎宁（Browning，1975）考察了一种没有资本市场而只能通过社会保障进行储蓄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票规则将导致社会保障水平超过使生命周期内福利最大化的水平。
社会福利支出的规模一直呈现显著增长，从社会保障预算的增长维度来看：一方面是预算支出的绝对规模在增长；另一方面是支出占GNP的相对规模在增长，而且社会保障预算支出增长速度要快于国防支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基于利益集团的推动、政党执政偏袒、也包括社会各阶层的推动。对于处于“财政幻觉”效应中的中下层民众来说，他们当然希望政府能够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类支出，然而毕竟支出也是有成本的，实际上他们的所得效用又被征收的税额抵消；对于中高阶层来说，在社会预算支出的扩大过程中，则明显处于利益获取而有动力推动支出规模扩大。斯蒂格利茨（1970）曾经发表过一个“领导人法则”：中高收入的阶层是社会预算支出的主要受益人，他们有能力去组织集团游说政治力量，从而影响支出效益的分配。在社会福利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往往也是中高收入阶层获取福利最多。例如，政府对穷人的住房补贴往往提高了市场上住房的供给，因此，受益的是处于社会中高端的房东、房主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对于社会保障预算的支出规模，房东和房主也更有积极性去推动支出的扩大。
三、 渐进递增与福利刚性主导的增长治理：社会保障预算的技术控制
1. 严格按照复式预算的组织形式来组织社会保障预算要素。复式预算之所以能够更好地约束社会保障预算的增长趋势，就在于复式预算这种收支分列、以收定支的预算组织形式，从源头上割断了社会保障预算支出与公共财政收支之间的关联。复式预算有效地区分了不同财政资金来源与支出的对应性，这有利于财政资金安排之间避免相互挤占、捉襟见肘。其次，社会保障预算内部也存在不同性质的预算内容。一般来说，社会福利支出、社会救助支出等，存在经常性预算性质；而社会保险预算，则带有资本性预算性质。这两类资金融资来源不同，使用方向和内容存在差异，应该按照资金来源的不同分列不同的预算条目，这也佐证了社会保障预算必须要先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完整编制作为前提和基础。
最后，在复式预算内部，政府一般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和社会保障预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一般预算要按照“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节余的资金可以用来弥补社会保障预算收入；社会保障预算则应该本着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专款专用、不打赤字的原则来安排社会保障的收支活动，其节余不能进行预算调剂。学年论文网
2. 创新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模式。社会保障预算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编制模式，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要明确社会保障预算编制的立足点是什么。在任何涉及到公共预算编制环节的问题上，都会直面“政府应当在哪些社会保障职能上花多少钱”和“为什么这笔钱应当给A，而不应当给B”这两个问题进行。围绕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给出“养人”“办事”“效果”等三种回答，实际上这基本上形成了公共预算包括社会保障预算编制的三种不同预算编制方法。
社会保障预算的责任和目标就是要确保民众能够通过提前的资金筹集，分散老年、疾病和伤残风险，并且能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因此，预算模式要通过合理项目安排，对民众的需求、需求的程度进行规划，然后逐步按年（计划）地实现规划的愿景和目标。规划项目预算（PPBS）让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更加明确，同时让民众的社会保障需求与政府的政策议程更加对接紧密，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规划项目预算这种关注长期规划和重视年度计划的执行风格也更好地契合了社会保障预算各项目的发展运营要求。
美国的联邦信托基金就是按照75年一个周期进行基金收支规划预测，出台相应的报告，为预算资源的分配提供建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及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也确实需要对相关项目进行长期规划，及时掌握基金的收支规模及赢余趋势，以能未雨绸缪。养老、医疗等保险基金需要采用长期规划项目预算，工伤、生育等保险内容，以及社会救助、抚恤救济等则是明确发生在一定的年度中，需要对该年度资金发生的概念、范围、数额等进行计划，这满足了规划项目预算的年度计划特征；社会保障项目中的社会福利、特殊福利等内容则可以通过项目的形式来予以实现，可以让预算任务更加明确，实施可能也会更加有效。
在规划项目预算厘定基本的投入方向和内容以后，为了体现预算的受托责任及公众利益导向，应该在预算中加入适当的绩效预算内容。在能够体现绩效内容预算项目上，比如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殖上、社会福利的使用上、反对福利欺诈及福利陷阱规避上，可以通过考评技术及基层治理，提高预算资源的使用效率。如果存在绩效低的情况，那么在规划项目的前提下，不能据此停止拨款，而应该通过更换执行主体、联合治理或者其他方式，改进执行绩效，让民众能够真正受益。因此，有效的控制社会保障预算支出的预算模式是适度规划项目预算（PPS）+绩效预算模式（PB）。 3. 完善社会保障预算公共选择机制。公共选择机制是社会保障预算收支平衡和发展状态的内在约束，完善的公共选择机制有利于更有效地防止预算支出被“民粹政治”绑架，从而危害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可持续。在美国，主要是通过《宪法》、《社会保障法》、《1921预算与会计法案》等条例予以体现和保障。以社自考论文http://www.328tibet.cn
会保障、医疗照顾和医疗救济为主要内容的法定支出（Mandatory Outlays）看起来好像不由年度拨款法控制。但是1990年通过的《预算执行法案》（The Budget Enforcement Act，BEA），年度自主性支出的授权设置限额（Cap），法定支出遵守“以收定支”原则（Pay-as-you-go）原则，即增加法定支出的前提是收入也必须增加或者另一项支出削减。因此，这为我们以后的社会保障类福利预算提供了借鉴，社会保障领域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机制，是社会保障预算构建的前提和基础。
就我国而言，宪法是国家的立法基础和基本依据，《宪法》第44条、第45条分别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劳动法》第9章对“社会保险和福利”作了专门规定。应该说，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确立，但是涉及到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基本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缺少类似于美国《1921预算与会计法案》、《预算执行法案》等法律制度，这必然导致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存在不确定性。
2010年10月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作为协调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重要立法之一，涉及到当前社会保障领域的诸多问题，但是实质性的有关预算资源分配、各级政府财政责任划分等则大部分都授权给了“国务院另行规定”，而且多达20余处。这充分说明了社会保障过程的政治性质和权利要素参与特征，也说明我国的政治过程一定程度上也符合预算政治的分析框架。当前，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让基于资源分配的社会保障预算过程和财政投入过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样才能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内在机制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进步。
参考文献：
1. 王巨红.公共财政建设中若干问题探析.地方财政研究，2008，（9）.
2. Naomi Camden，Patterns of Budgeting，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8，（38）.3. 段秀杰.“瑞士”之一：直接乐与忧，FT中文网，2013-05-0
6.会计学科论文
4. Henry J. Aaron Economic Effects of Social Securi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82.5. 李珍.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44-151.
6. 徐延辉.福利国家运行的经济社会学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5，（1）.论文会计
7. 陈银娥.社会福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8.
8. 郑秉文.国外低保的前车之鉴.金融博览，2006，（10）.9. 王雍君.公共财政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08：236.
10. 雷玉琼，余斌.公共支出增长的利益集团研究.当代财经，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