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避税成本、避税程度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中专
本站原创 摘要：问题和信息披露长期以来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但将企业避税纳入委托观，分析其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研究尚少。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01年至2008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避税程度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起到抑制作用，避税程度越高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差；成本越高的公司进行避税，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
关键词：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避税程度 成本会计专业毕业论文总结
一、引言
国外大量研究税收如何影响企业政策的文献发现，税收是企业进行财务会计政策选择、组织结构调整、制定支出及报酬政策和风险管理决策时的重要激励因素。Berger（1993）指出企业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对税率和信贷激励政策十分敏感；企业投资时，注重税收报告灵活性的企业更倾向海外投资（S摘自：毕业论文 格式http://www.328tibet.cn
hackelford et al.， 2010）；于此同时，Auerbach（2002）发现企业的资本结构会对税收激励政策做出反应；Guenther（1992）和Ayers et al.（1996）都指出税收会影响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避税是将财富由国家转入股东手中，直接减少了企业支出、增加了其流量，从而增加了企业价值（Graham and Tucker，2006）。但理论认为，避税行为不能简单的看作是财富在国家和股东之间的转移。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进行避税很可能是出于管理层自利的动机，即管理层在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掩盖下，实施自利行为，获取私利（Slemrod，2004）。此时，管理层可能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剧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状况来方便自身实施自利行为。如此，避税中存在的问题将会影响信息披露的质量，那究竟避税是如何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股东-管理层之间的成本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避税观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成本、避税程度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关系，为避税对信息披露影响的机理分析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拓展了研究信息披露的思路，丰富了信息披露的研究。
假设1：企业避税程度对信息披露质量起负面影响
在会计和财务理论中，税收仅被视为市场摩擦的因素，近些年来，Slemrod（2004），Chen and Chu（2005）等，将税收纳入到委托框架中进行讨论，提出了避税观，为避税如何影响信息质量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避税观认为，风险中立的股东要求风险规避的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财富流出企业，但不完全契约无法将管理层激励报酬与避税程度相联系，导致管理层利用避税攫取私利或更高的薪酬，此时企业做出的避税决定反映的是管理层的利益。Desai and Dharmapala（2006）指出，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与避税程度呈负向关系，股东对避税的重视程度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控制管理层行为。在委托的情况下，管理层会建立复杂的公司结构来将避税好处转移给自身，会通过复杂、不透明的避税行为掩盖其利润操纵等行为，侵害股东利益（Hanlon and Heitzman，2010；Chen et al.，2010；Dyreng et al.，2009； Frank et al.，2009）；而受避税问题影响，市场会对公司避税给予负面评价（Hanlon and Slemrod，2009）；公司避税行为掩盖管理层各种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各种坏消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集中爆发，致使公司股价崩溃（Kim et al.，2011）；根据投资者保护理论，公司透明度降低会增加公司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基于此，避税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很可能是由于管理层掠夺私利，而非盈余管理的目的。对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成本越高的企业进行避税，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
（二）模型与变量 本文以避税观为理论基础，为揭示成本、公司避税程度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两个部分进行：第一，分析避税程度如何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第二，加入成本，分析成本对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的影响。在对深交所评级数据进行两分类和四分类的基础上，分别运用logistic、tobit模型进行回归如下：
level1（or level）=α+β×ETR（or ETRd）+γControlVarlable+ε （1） level1（or level）=α+β×ETR（or ETRd）×Gd+γControlVarlable+ε （2）
模型中ETRd×Gd为避税程度与成本的交互项，其系数反应成本对避税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模型中α为常数项，ε为残差，Control Variable为控制变量。表（1）列示主要变量的具体定义。考虑到权威机构提供的信息披露指数通常具有更高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且考察范围全面，本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8年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度量。深圳证券交易所评级从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四个方面评价了披露质量。其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等级，本文分别赋值于4、3、2、1（level）进行tobit回归，再根据是否达到“良好”将结果两分为1、0（level1）进行logistic回归。本文中的税是特指企业所得税。在对国外避税类文献进行分析、考察不同指标在不同问题上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避税的特征-寻租动机强烈，与数据的可得性-应计项目调整难以获得，本文采用四种实际税率计算方式来衡量公司的避税程度：ETR1（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收益+除坏账准备外的七项减值准备当年变化额）；ETR2（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收益+除坏账准备外的七项减值准备当年变化额）；ETR3（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收益；ETR4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收益。实际税率越高代表避税程度越小。ERTd代表实际税率哑变量，实际税率低于中位数的取值为1，表示避税程度高。本文将一些典型的成本变量综合考虑，运用公司治理G指数的哑变量进行衡量。此外，本文参照相关研究文献，选取了公司规模、负债率、成长性、经营业绩、审计事务所性质、高管持股、独董占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Z指数、两职合一、无形资产占比、企业性质、支付的其它流量、是否增发以及年度和行业哑变量等可能直接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1年至2008年的深交所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剔除：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剔除数据缺失和上市不足一年的样本；剔除公司证券名称发生变化的公司。本文所用深交所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8评级数据来自深交所网站，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AR数据库。
（二）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分组报告方式从统计角度来直观观察避税程度、信息披露和成本的关系。按照公司成本哑变量来分组，G指数低于中位数的取1，为成本高组，反之则为成本低组。通过对两组中信息披露质量和避税程度进行均值和中值的比较来发现这些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3）（T-test和Mann-Whitney分别用来检验两组样本均值、中位数是否有显著差异）。从分组报告结果可以看出，成本高组的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和中位数显著低于成本低组，而避税程度的均值和中值却是显著的高于成本低组。这反映出在成本高的企业中管理层很可能会加大避税力度以自利，并通过降低信息披露质量掩饰这一行为。
（三）回归分析 表（4）反映了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避税程度显著影响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两者呈负相关：实际税率越低，即避税程度越高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当采用实际税率哑变量进行回归时，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的负向关系则更为显著，进一步证实越是进行避税的公司越会降低其信息透明度。这说明了，企业在进行避税时会通过降低整体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来掩盖这一行径，避税程度更高的公司对信息的操纵程度更强，从而信息披露水平更低。这反驳了假设1a，支持了假设1b。（2）成本对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结果在表（5）展现，发现Etrd*gd交互项系摘自：硕士论文答辩技巧http://www.328tibet.cn
数显著为负，这就意味着则在其他条件受控的情况下，成本高的公司进行避税，其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将更差、信息透明度将更低。反映出在成本高的公司中，管理层有强烈的将避税收益转为自身收益的动机，从而更大程度上去模糊公司账务，加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来掩盖这种自利行为。实证结果也证实了假设2的成立。（3）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经营业绩和审计事务所性质在每次回归中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都起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则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显著水平。财务会计论文
（四）稳健性检验 为更好地论证成本、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的关系，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运用Basu盈余稳健性模型和改良盈余反应系数模型来进一步证实本文观点；第二，考察避税程度对盈余激进度和盈余平滑度的影响，分析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即避税是为了进行盈余操纵而影响盈余信息性质还是直接对总体会计信息造成影响。以下回归数据以2001年至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盈余稳健性指好消息必须在事项基本确定发生时才予确认，或者分期确认好消息带来的利益，而对坏消息则应该尽早确认损失，反映了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盈余反应系数则反映了盈余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相关性，即根据当期盈余或盈余变动情况预测公司未来市场回报的能力。这两者是从稳健性和决策相关性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在检验成本影响时，按GD将其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Basu模型如下：■=α+β1×D+β2×R+β3×D×R+β4×D×R×Etrd+Dumyear +Dumindus+ε；盈余反应系数：Rt=α+β1×■×Etrd+β2×Beta+β3×TobitQ+β4×Size+Dumyear+Dumindus+ε。交互项D×R×Etrd和EPSt/Pt-1×Etrd的系数分别反应的是避税程度对盈余稳健性和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盈余激进度是上市公司推迟确认损失（费用）和加速确认收入的倾向，此处通过Jones及其调整模型计算激进度；平滑度则指一定时期内上市公司盈余和流的相关程度，此处以盈余与流的相关系数作为计量。激进度和平滑度都是盈余操纵的反应，其数值越高，企业的盈余操纵力度越大。本文的稳健性结果表明，避税程度对盈余稳健性和盈余反应系数都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分组回归中，成本大的组中，这种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成本小的组中避税成本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这就更好地支撑了本文的观点。在盈余激进度和平滑度的回归当中，发现避税程度并没有加剧企业的盈余激进度和平滑度，而是比较显著的对其起到抑制作用。这说明企业的避税行为不是操纵盈余而影响盈余信息，而是因问题直接对整个会计信息的披露产生影响。由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说是十分稳健的。四、结论
本文分析发现：企业的避税抑制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而且避税程度越高的企业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成本越高的公司进行避税，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很可能是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所导致；企业避税不是通过操纵盈余、影响盈余性质来影响信息披露的，而是因避税中的问题直接对企业总体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避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流失，而成本的存在又使这笔财富从企业中流失。本文的研究为税收政策制定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制度安排提供了实证思路，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税务监察机关可以将观察企业的会计信息源于：论文网站大全http://www.328tibet.cn
披露质量作为发现企业避税的一种手段，加强对信息披露质量差的企业的审查。同时，税务部门的监察反过来也促进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吴联生：《国有股权， 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伍利娜、李蕙伶：《投资者理解公司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的差异信息吗？ 》，《管理世界》2007年第10期。
[3]叶康涛：《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 基于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研究》，《中国会计评论》2007年第4期。
[4]Ayers B.C.， Cloyd C.B.，Robinson J.R.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tax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ll businesses.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1996.
[5]Berger P.G. Explicit and implicit tax effects of the R & D tax credit.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3.
[6]Chen K.P.，Chu C. Internal control vs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
[7]Chen S.， Chen X.， Cheng Q.，Shevlin T.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8]Desai M.A.，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9]Dhaliwal D.S.， Gleason C.A.，MILLS L.F. Last‐Chance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the Tax Expense to Meet Analysts' Forecast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0.
[10]Dyreng S.D.，Lindsey B.P. Us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data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foreign operations located in tax hens and other countries on US multinational firms' tax rat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11]Frank M.M.， Lynch L.J.，Rego S.O. Tax reporting aggressiveness and its relation to aggressive financial reporting.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12]Gompers P.， Ishii J.，Metrick 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quity pric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3]Graham J.R.，Kim H. The effects of the length of the tax-loss carryback period on tax receipts and corporate marginal tax r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9.会计类专业论文
[14]Graham J.R.，Tucker A.L. Tax shelters and corporate debt policy.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15]Guenther D.A. Earnings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corporate tax rate changes： Evidence from the 1986 Tax Reform Act.Accounting Review，1994.
[16]Hanlon M. The persistence and pricing of earnings， accruals， and cash flows when firms he large book-tax difference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
[18]Lev B.，Nissim D. Taxable income， future earnings， and equity value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19]Phillips J.， Pincus M.，Rego S.O. Earnings management： New evidence based on deferred tax expense.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
[20]Wilson R.J. An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tax shelter participant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编辑 虹 云）
关键词：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避税程度 成本会计专业毕业论文总结
一、引言
国外大量研究税收如何影响企业政策的文献发现，税收是企业进行财务会计政策选择、组织结构调整、制定支出及报酬政策和风险管理决策时的重要激励因素。Berger（1993）指出企业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对税率和信贷激励政策十分敏感；企业投资时，注重税收报告灵活性的企业更倾向海外投资（S摘自：毕业论文 格式http://www.328tibet.cn
hackelford et al.， 2010）；于此同时，Auerbach（2002）发现企业的资本结构会对税收激励政策做出反应；Guenther（1992）和Ayers et al.（1996）都指出税收会影响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避税是将财富由国家转入股东手中，直接减少了企业支出、增加了其流量，从而增加了企业价值（Graham and Tucker，2006）。但理论认为，避税行为不能简单的看作是财富在国家和股东之间的转移。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进行避税很可能是出于管理层自利的动机，即管理层在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掩盖下，实施自利行为，获取私利（Slemrod，2004）。此时，管理层可能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剧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状况来方便自身实施自利行为。如此，避税中存在的问题将会影响信息披露的质量，那究竟避税是如何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股东-管理层之间的成本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以避税观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成本、避税程度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关系，为避税对信息披露影响的机理分析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拓展了研究信息披露的思路，丰富了信息披露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企业避税如何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机理分析中，学界观点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方面：Dhaliwal et al. （2004） 认为既然所得税是财务报告中最后一个需要确定的项目，那它也将会是进行盈余管理的最后机会。管理者会通过递延所得税、跌价损失等会计项目影响企业实际税率或是会计-应税差异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以此达到或是击败分析师对公司盈余的预期。Did A. Guenther（1994）发现在企业税率降低的前一年大公司、负债低的公司会显著降低与税相关的应计项目；John Phillips et al.（2003）指出在避免盈余下降的盈余管理中，递延所得税费用对总应计项目和非常规应计项目起重要作用。当避税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时，其势必会对盈余质量产生影响。Lev and Nissim （2004）发现盈余增长性和应税收入与会计收入的比值呈正相关；Michelle Hanlon（2005）证明长期出现较大会计-应税收入差异，特别是负值的会计-应税收入差异的公司的盈余稳健性较小，且市场对其盈余稳健性的预期也更低。与此同时，避税活动本身是不透明的，它是企业与征税机构的一场博弈。企业会尽可能掩盖其避税行为来避开税务机关的监察，粉饰和调整的会计科目也将降低信息的透明度。国内相关研究尚少，仅伍利娜等（2007）发现避税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越低。不论企业是借避税进行盈余操纵还是掩盖其避税行为，避税活动都会模糊企业账务。故假设：假设1：企业避税程度对信息披露质量起负面影响
在会计和财务理论中，税收仅被视为市场摩擦的因素，近些年来，Slemrod（2004），Chen and Chu（2005）等，将税收纳入到委托框架中进行讨论，提出了避税观，为避税如何影响信息质量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避税观认为，风险中立的股东要求风险规避的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财富流出企业，但不完全契约无法将管理层激励报酬与避税程度相联系，导致管理层利用避税攫取私利或更高的薪酬，此时企业做出的避税决定反映的是管理层的利益。Desai and Dharmapala（2006）指出，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与避税程度呈负向关系，股东对避税的重视程度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控制管理层行为。在委托的情况下，管理层会建立复杂的公司结构来将避税好处转移给自身，会通过复杂、不透明的避税行为掩盖其利润操纵等行为，侵害股东利益（Hanlon and Heitzman，2010；Chen et al.，2010；Dyreng et al.，2009； Frank et al.，2009）；而受避税问题影响，市场会对公司避税给予负面评价（Hanlon and Slemrod，2009）；公司避税行为掩盖管理层各种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各种坏消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集中爆发，致使公司股价崩溃（Kim et al.，2011）；根据投资者保护理论，公司透明度降低会增加公司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基于此，避税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很可能是由于管理层掠夺私利，而非盈余管理的目的。对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成本越高的企业进行避税，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
（二）模型与变量 本文以避税观为理论基础，为揭示成本、公司避税程度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两个部分进行：第一，分析避税程度如何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第二，加入成本，分析成本对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的影响。在对深交所评级数据进行两分类和四分类的基础上，分别运用logistic、tobit模型进行回归如下：
level1（or level）=α+β×ETR（or ETRd）+γControlVarlable+ε （1） level1（or level）=α+β×ETR（or ETRd）×Gd+γControlVarlable+ε （2）
模型中ETRd×Gd为避税程度与成本的交互项，其系数反应成本对避税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模型中α为常数项，ε为残差，Control Variable为控制变量。表（1）列示主要变量的具体定义。考虑到权威机构提供的信息披露指数通常具有更高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且考察范围全面，本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8年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度量。深圳证券交易所评级从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四个方面评价了披露质量。其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等级，本文分别赋值于4、3、2、1（level）进行tobit回归，再根据是否达到“良好”将结果两分为1、0（level1）进行logistic回归。本文中的税是特指企业所得税。在对国外避税类文献进行分析、考察不同指标在不同问题上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避税的特征-寻租动机强烈，与数据的可得性-应计项目调整难以获得，本文采用四种实际税率计算方式来衡量公司的避税程度：ETR1（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收益+除坏账准备外的七项减值准备当年变化额）；ETR2（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收益+除坏账准备外的七项减值准备当年变化额）；ETR3（当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收益；ETR4当期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收益。实际税率越高代表避税程度越小。ERTd代表实际税率哑变量，实际税率低于中位数的取值为1，表示避税程度高。本文将一些典型的成本变量综合考虑，运用公司治理G指数的哑变量进行衡量。此外，本文参照相关研究文献，选取了公司规模、负债率、成长性、经营业绩、审计事务所性质、高管持股、独董占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Z指数、两职合一、无形资产占比、企业性质、支付的其它流量、是否增发以及年度和行业哑变量等可能直接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1年至2008年的深交所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剔除：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剔除数据缺失和上市不足一年的样本；剔除公司证券名称发生变化的公司。本文所用深交所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8评级数据来自深交所网站，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AR数据库。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2001年至2008年深交所数据信息披露质量良好以上的样本约占74.3%，样本总体信息披露状况较为良好。从企业避税程度来看，企业的实际税率平均只达到8.3%，与优惠税率15%和25%的征税税率都有较大差距，避税程度相对高的公司数量较多，达到总样本的54.1%，可见样本总体避税程度较高。公司成本方面也呈现出两分天下的局面，成本高的公司略多，约占总样本52.2%。控制变量方面，样本总体中有38.4%的为非国有企业；样本负债率平均达到51.5%，成长性较好而经营业绩数值较低；大股东持股比例大，平均接近40%，高管持股少，两职合一的现象普遍存在（84%）。（二）差异分析 本文通过分组报告方式从统计角度来直观观察避税程度、信息披露和成本的关系。按照公司成本哑变量来分组，G指数低于中位数的取1，为成本高组，反之则为成本低组。通过对两组中信息披露质量和避税程度进行均值和中值的比较来发现这些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3）（T-test和Mann-Whitney分别用来检验两组样本均值、中位数是否有显著差异）。从分组报告结果可以看出，成本高组的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和中位数显著低于成本低组，而避税程度的均值和中值却是显著的高于成本低组。这反映出在成本高的企业中管理层很可能会加大避税力度以自利，并通过降低信息披露质量掩饰这一行为。
（三）回归分析 表（4）反映了企业避税程度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避税程度显著影响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两者呈负相关：实际税率越低，即避税程度越高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当采用实际税率哑变量进行回归时，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的负向关系则更为显著，进一步证实越是进行避税的公司越会降低其信息透明度。这说明了，企业在进行避税时会通过降低整体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来掩盖这一行径，避税程度更高的公司对信息的操纵程度更强，从而信息披露水平更低。这反驳了假设1a，支持了假设1b。（2）成本对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结果在表（5）展现，发现Etrd*gd交互项系摘自：硕士论文答辩技巧http://www.328tibet.cn
数显著为负，这就意味着则在其他条件受控的情况下，成本高的公司进行避税，其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将更差、信息透明度将更低。反映出在成本高的公司中，管理层有强烈的将避税收益转为自身收益的动机，从而更大程度上去模糊公司账务，加强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来掩盖这种自利行为。实证结果也证实了假设2的成立。（3）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经营业绩和审计事务所性质在每次回归中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都起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则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显著水平。财务会计论文
（四）稳健性检验 为更好地论证成本、避税程度与信息披露的关系，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运用Basu盈余稳健性模型和改良盈余反应系数模型来进一步证实本文观点；第二，考察避税程度对盈余激进度和盈余平滑度的影响，分析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即避税是为了进行盈余操纵而影响盈余信息性质还是直接对总体会计信息造成影响。以下回归数据以2001年至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盈余稳健性指好消息必须在事项基本确定发生时才予确认，或者分期确认好消息带来的利益，而对坏消息则应该尽早确认损失，反映了会计信息的稳健性；盈余反应系数则反映了盈余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相关性，即根据当期盈余或盈余变动情况预测公司未来市场回报的能力。这两者是从稳健性和决策相关性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在检验成本影响时，按GD将其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Basu模型如下：■=α+β1×D+β2×R+β3×D×R+β4×D×R×Etrd+Dumyear +Dumindus+ε；盈余反应系数：Rt=α+β1×■×Etrd+β2×Beta+β3×TobitQ+β4×Size+Dumyear+Dumindus+ε。交互项D×R×Etrd和EPSt/Pt-1×Etrd的系数分别反应的是避税程度对盈余稳健性和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盈余激进度是上市公司推迟确认损失（费用）和加速确认收入的倾向，此处通过Jones及其调整模型计算激进度；平滑度则指一定时期内上市公司盈余和流的相关程度，此处以盈余与流的相关系数作为计量。激进度和平滑度都是盈余操纵的反应，其数值越高，企业的盈余操纵力度越大。本文的稳健性结果表明，避税程度对盈余稳健性和盈余反应系数都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分组回归中，成本大的组中，这种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成本小的组中避税成本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反而不显著。这就更好地支撑了本文的观点。在盈余激进度和平滑度的回归当中，发现避税程度并没有加剧企业的盈余激进度和平滑度，而是比较显著的对其起到抑制作用。这说明企业的避税行为不是操纵盈余而影响盈余信息，而是因问题直接对整个会计信息的披露产生影响。由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说是十分稳健的。四、结论
本文分析发现：企业的避税抑制了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而且避税程度越高的企业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成本越高的公司进行避税，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很可能是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所导致；企业避税不是通过操纵盈余、影响盈余性质来影响信息披露的，而是因避税中的问题直接对企业总体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避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种流失，而成本的存在又使这笔财富从企业中流失。本文的研究为税收政策制定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制度安排提供了实证思路，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税务监察机关可以将观察企业的会计信息源于：论文网站大全http://www.328tibet.cn
披露质量作为发现企业避税的一种手段，加强对信息披露质量差的企业的审查。同时，税务部门的监察反过来也促进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吴联生：《国有股权， 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伍利娜、李蕙伶：《投资者理解公司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的差异信息吗？ 》，《管理世界》2007年第10期。
[3]叶康涛：《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 基于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研究》，《中国会计评论》2007年第4期。
[4]Ayers B.C.， Cloyd C.B.，Robinson J.R.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tax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ll businesses.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1996.
[5]Berger P.G. Explicit and implicit tax effects of the R & D tax credit.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3.
[6]Chen K.P.，Chu C. Internal control vs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2.
[7]Chen S.， Chen X.， Cheng Q.，Shevlin T.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8]Desai M.A.，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9]Dhaliwal D.S.， Gleason C.A.，MILLS L.F. Last‐Chance Earnings Management： Using the Tax Expense to Meet Analysts' Forecast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0.
[10]Dyreng S.D.，Lindsey B.P. Using financial accounting data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foreign operations located in tax hens and other countries on US multinational firms' tax rat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11]Frank M.M.， Lynch L.J.，Rego S.O. Tax reporting aggressiveness and its relation to aggressive financial reporting.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12]Gompers P.， Ishii J.，Metrick 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quity price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3]Graham J.R.，Kim H. The effects of the length of the tax-loss carryback period on tax receipts and corporate marginal tax rat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9.会计类专业论文
[14]Graham J.R.，Tucker A.L. Tax shelters and corporate debt policy.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15]Guenther D.A. Earnings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corporate tax rate changes： Evidence from the 1986 Tax Reform Act.Accounting Review，1994.
[16]Hanlon M. The persistence and pricing of earnings， accruals， and cash flows when firms he large book-tax difference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
5.会计专业本科论文
[17]Hanlon M.，Slemrod J. What does tax aggressiveness signal？ Evidence from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news about tax shelter involv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18]Lev B.，Nissim D. Taxable income， future earnings， and equity value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4.
[19]Phillips J.， Pincus M.，Rego S.O. Earnings management： New evidence based on deferred tax expense.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
[20]Wilson R.J. An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tax shelter participants.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编辑 虹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