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审计“四大”及双重审计对审计质量影响

当前位置: 大雅查重 - 范文 更新时间:2024-04-14 版权: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大所的审计质量是否高于小所一直是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焦点。西方的经济制度和市场条件造就了国际四大高品牌事务所,他们在西方审计市场已是高审计质量的代名词,在和市场份额等方面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但是,基于我国独特的市场法律环境,四大事务所究竟是否就代表了高审计质量?境内与境外双重审计是否能够增加审计质量?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这二个问题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基于中国独特的市场法律环境,“四大”没有采取一贯的审计质量策略。
【关键词】四大;双重审计;审计质量
一、引言
西方的经济制度和市场条件造就了国际四大高品牌事务所,他们在西方审计市场已是高审计质量的代名词,在和市场份额等方面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漆江娜等,2004)。基于不同的制度背景,直接接受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科学的;而用实证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作为信息披露制度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到会计信息的质量(Francis,1984),进而影响会计信息利用者的决策和行动。
为了提高审计质量,除了会着重聘请四大审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审计,有些个别单位还采用双重审计政策,目标在于,通过增加公司外部监督层次的做法提高审计独立性和会计信息质量。那么,四大事务所究竟是否就代表了高审计质量?境内与境外双重审计是否能够增加审计质量?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这二个问题进行检验。

二、文献回顾

Watts和Zimmerman(1981)和DeAngelo(1981)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发现和报告财务报告错误的联合概率。高的审计质量意味着审计师在发现错报时的能力高超,并且报告所发现的错误和不正当做法的可能性更高。DeAngelo(1981)曾推论,审计独立性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正相关。她认为,大所具有更多的累积准租金,如果大所不能识别客户财务报告中的错误,他们将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大所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她的观点,发现大所审计的公司具有更少的操控性应计利润(Becker等,1998),更高的盈余反应系数(Teoh和Wong,1993),更稳健的财务报告(Francis和Krishnan,1999)和更低的法律诉讼(Palmrose,1988)。
Francis等研究表明,一国的法律体系能够影响四大的审计行为及其对审计客户确认应计金额的态度。在中国,法律诉讼风险水平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差,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甚至得不到任何保护,在受管制的中国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审计师常受到管制者的监控并且受制于他们的行政处罚权力,而不是由市场力量来控制;而“四大”却凭借其广泛的政治关系,在中国很少受到法律制裁或行政处罚,因此,一些高风险的公司为避免监管机构的处罚,甚至选择“四大”审计来寻求庇护(Liu等,2009)。审计收入越多,意味着事务所拥有越多的政商关系,因而事务所越有可能降低审计标准和审计质量要求,以攫取更多利润。会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为了消除2006年会计准则变化对研究的影响,本文选择了2007-2010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金融、保险类公司、ST公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并把使用到的连续变量按1%进行了Winsorize处理,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CAR财务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及研究模型

如何度量审计质量是本文研究的关键,由于审计质量不可观察,财务报表使用者只能通过替代性的证据来评价审计质量。以往的文献大多从盈余管理的视角进行研究。即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四大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低于非四大,就说明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非四大,这种方法得到了公认。因此本文也选择用盈余管理水平来代替审计质量。

1.盈余管理模型

根据夏立军(2003)的分析,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分行业的基本Jones模型揭示盈余管理的能力相对最佳。在基本Jones模型中加入诸如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提高模型揭示盈余管理的能力,相反却可能降低模型的使用效果。因此,本文使用横截面基本Jons模型来估计控应计利润和非可控应计利润。盈余管理模型如下:会计 本科 论文

2.回归模型

本文借鉴Becker等(1998)研究盈余管理的多元回归模型并结合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建立了以下回归模型:
DAit=β0+β1Lev+β2Loss+β3Change+β4LNsize+β5Roa+β6Op+β7Big4+β8Double+εit
其中:(1)因变量:DA;(2)自变量:Big4,Double;(3)控制变量:Lev,LNsize,Roa,Loss,Change,Op。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一: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表二对各年度横截面数据分别列示了模型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二)回归结果的分析

从2008、2009及2010年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Big4与DA的回归系数尽管为负,但无论在统计意义还是在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这表明四大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盈余管理,但作用甚微。同时,也证实了Big4与DA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其内生性造成的,多元回归中加入控制变量则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内生性最根本的危害在于使回归系数的一致性得不到保证,而作为回归最低要求的一致性一旦出现问题,有效性和无偏性都无从谈起。更甚者在2007年,Big4与D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种结果还是多少出乎意料的:聘请四大作为独立外部审计的公司与聘请非四大公司相比,其可控应计利润非(下转第214页)(上接第212页)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一定程度的增加。通过分析,基本可以确定经四大审计的公司,可控应计利润的相对额没有显著低于经非四大审计的公司,表明四大并没有使公司的盈余管理空间变得相对较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中国,四大并不能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Double与DA正相关但不显著,表明对于中国这个特殊国情来说,境内和境外双重审计并没有增加审计质量,相反还有减少审计质量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违规代价较低,事务所为了经济利益向上市公司有所妥协。关于控制变量总的来说,Lev与DA成负向相关关系,说明负债率越大企业越有可能来进行盈余管理,从而获得更大的借款机会;Loss、Change、LNsize与DA成正向相关关系,说明亏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规模与可操控应计利润正相关,更多的进行了盈余管理。
五、结论
回归结果表明,在“四大”的审计质量比较中,结论并没有支持DeAngelo(1981),说明以审计声誉和法律诉讼来维系审计质量的西方成熟市场的理论可能并不完全适应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在低法律风险和政府监管为主导的市场环境下,“四大”没有保持高质量审计的动机。在我国,四大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四大的审计质量不显著优于非四大,甚至出现四大降低审计质量的现象。并且,对于境内和境外双重审计来说,也没有得到我们预先设想的出现提高审计质量的现象。在今后监管部门的政策制定中,如果将审计市场刻意向四大倾斜是不恰当的。这不但不能从整体上提高我国资本市场财务报告质量,同时还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总体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他事务所的正常发展,其经济后果的严重性是不容忽视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四大在国内和国外审计质量不一致的现象呢?以下我们从理论上给与一些可能的解释。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形下隐藏着并不矛盾的内在一致性。四大都是盈利组织,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公司,这一点在各国都没有任何差别。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针对不同的环境,其具体的策略就会有所差别。如果把四大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看成博弈的一方,四大自己为博弈的另一方,那么四大的策略就是其博弈过程中的纳什均衡解。恰恰是因为四大的策略仅是其纳什均衡解而远非占优均衡解,才导致了不同国家具体策略的差异。由于中国的监管不严,法律诉讼风险水平低,“理性的四大”就更有可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独立的立场,从而更可能利用政商关系,降低审计标准,迁就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导致审计质量更低。
其次,中国市场可能本身也不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因为审计服务也是一种产品,也有其市场,有供给方和需求方。在我国,新上市公司的IPO不会因为会计师事务所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提高,甚至会降低那些自身质量不高的待上市或已上市公司的利益。显然,这种高审计质量是不受欢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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