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万元农民工“转正”成本8万元：“留得下”比“住进来”更重要

在很多政治家心中，“改革”对应的词不是“不改革”，而是“成本”。今年“”前，一些媒体就开始计算，如果达到既定发展目标，中国各项改革需要支付多少钱。最近，李克强总理多次谈到“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那么对城镇化需求最高的农民工群体，“转正”——达到与目前户籍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的成本究竟有多少，应该谁来承担，又是何种比例，这无疑是个真问题。
算钱的活儿智者见智。几年前，中国科学院曾有结论，每进入城市1人，需要政府公共支付成本1.5万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0年估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为10万元。而最近一份名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的报告认为这一数字应该是8万元。
“城里留不下，农村回不去。这就是我们研究推动市民化的主要背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这份报告的执笔人之一许召元这样对本刊说。财务论文怎么写
80后、90后的新型农民工长于城市，习惯于城市，他们中已经没几个还懂得稼穑，更难以适应安静自足的田园生活。“而他们多数人又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青春饭，老了怎么办？”
《Vista看天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指出，政府需要为市民化支付的成本为8万元。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许召元：2010年，课题组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的市民化成本进行了调研。这四个城市分别位于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因此分析起来具有一定代表性。由于不同农民工之间，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差别很大，因此我们采用全国平均数值，设计了一个“标准像”：代表性农民工年龄为29岁，退休年龄为55岁，寿命为73岁。
8万元的成本分为六个部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费用、医疗保障、养老保险、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城市管理费用、保障性住房支出。其中，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的占支出总成本的1/3左右，养老保险补贴约占40%-50%。会计类毕业论文题目
《Vista看天下》：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么？
许召元：单纯的户籍制度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例如城市居民也会涉及居住证等问题。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相关，根本问题是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别，才造成了如今的很多矛盾。户籍制度本身是个载体，如果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都相等，那户口本身也就不是问题。关于会计的毕业论文 范文
《Vista看天下》：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工，每人8万元的支出，总共就是接近20万亿。这对于政府来说会不会负担过重？
许召元：农民工市民化本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基本解决。对于每个农民工来说，政府需要为其提供的福利和保障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例如一个青年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部分要从他退休才开始计算。而且退休后他也不是一次性领取，而是平摊在二十几年之间。
除去这些已经有的部分支出，剩下的总量应该是6万亿到10万亿之间，如果把这部分平摊到几十年来看，可能每年也就需要几千亿而已。相比于农民工做出的贡献和带来的效益，我认为这些钱对于国家是值得花的，也是负担得起的。
《Vista看天下》：如果换算成某一年，一个农民工的转正成本是多少？这笔钱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算不算很大的财政压力？例如在北京。
许召元：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标准不同，北京成本肯定要比其他地区高。我们设定的农民工“标准像”是当前29岁，寿命73岁。简单一点计算，对一个农民工来说，这8万元成本需要政府在44年内分摊，平均一年还不到2000元。这不算很重的负担。
《Vista看天下》：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比例分别是多少？
许召元：在目前来看，除义务教育部分由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剩下的多数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但如果以后能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一标准的话，这部分补贴的差额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全国统筹，会减轻地方的压力。
《Vista看天下》：除了政府需要支出的8万元部分，企业和个人还要承担多少？
许召元：企业需要付出的部分应该不多，但个人承担的部分很大。虽然我们没有具体分析，但我估计个人支出应该是政府支出的好几倍。因为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毕竟不同，例如农民工在农村有自己的房子，但在城市就需要买房子。而且城市生活的成本也很高，例如在农村，粮食或许就可以自给自足。会计毕业实习报告范文
《Vista看天下》：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家庭化”的概念，认为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家庭化，即在城市中享受正常家庭生活。
许召元：在推进市民化的过程中，让农民工与家庭团聚在一起是重要的目的之一。但从学术概念上看，家庭化只是市民化的一方面，市民化还包括福利待遇、城市文化融合度等。因此家庭化是市民化必不可少的方面，但市民化比家庭化的范围更大。
《Vista看天下》：阻碍家庭化实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许召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住房保障问题。因为想住在一起，有房子是最基本的条件，但目前的房价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个很大制约。
《Vista看天下》：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思路是什么？
许召元：目前对于农民工这么大的群体，住房问题是不可能全部通过保障房形式解决的，需要的资金太大，政府也承担不起。我个人认为是要形成合理的住房制度，让房价真正降下来，形成一个合理的房价水平，让大部分人可以通过商品房市场自己解决住房，政府再为一小部分，比如10%、20%的最低收入群体，通过市场保障房形式进行解决。
从各国经验看，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房价都是比较高的。住房制度进一步完善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多套房，比如三套及以上的住房征收高额的房产税，让住房不再成为投资工具。二是对刚需住房，主要是首套房，应考虑给予利息补贴或降低首付款比例等措施。
《Vista看天下》：从长期看，随着城镇化发展加快，在“提速、提质”的过程中，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许召元：城镇化发展并不一定要“提速”，而是针对存量上，即已经进城的这些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是 “提质”。当下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工作机会可能也会减少，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很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在市民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突出就业支持，特别是要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让他们在四五十岁以后依然能靠自己的技术生存，可以真正“住进来，留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