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包容性包容性进展:困境与选择大专

当前位置: 大雅查重 - 范文 更新时间:2023-12-31 版权: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摘要:包容性发展就是那种能够兼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两种关系的正和博弈,同时恰当地把握现在与未来之间均衡的发展。它要求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上,寻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增长和发展的成果必须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分享,一部分人的状况得到改善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三是在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方面,必须维持资源和发展成果在同代人之间的可共享性;四是必须在当代人同后代人之间实现资源和收益上的均衡和兼顾,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发展的机会和能力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关键词: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互惠;平等;零和博弈
1008-2670(2012)06-0005-08

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是硬道理”勿容置疑。然而对发展持盲目乐观主义信念的人,从来不去甄别什么是可接受的发展,什么是不可接受的发展,而是宽容一切可能的发展。他们往往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有答案的,从而都是可以解决的。可是,着眼于发展的现实和实践后果,人们开始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发展都是可以接受的,必须仔细地甄别什么样的发展是可接受的,什么样的发展是必须拒绝的。这种甄别,要求人们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被提了出来,它是由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演变而来的。“增长”主要局限于经济指标的改进,而“发展”则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经济指标,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指标,诸如人的健康、医疗、安全、教育、社会福利、心理、价值观念、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等等;不仅包括硬实力的提升,而且包括软实力的改进,因而发展一词具有更加宽泛和丰富的内涵。
那么,什么才是“包容性发展”呢?目前尚缺乏一个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为了说明的方便,本文尝试着把它定义为能够兼顾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两种关系的正和博源于:论文范文格式http://www.328tibet.cn
弈,同时恰当地把握现在与未来之间均衡的发展。包容性发展构成改革和发展共识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问题,使这种共识的重要性变得格外突出,因为它既是改革的结果又是改革的前提,而改革的潜在危险往往首先表达为共识危机。所以,能否实现包容性发展,就成为一个具有前提性的问题。财会毕业论文
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包容性发展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什么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作两种可能的理解:一是包容性发展只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可持续发展中一个重要内涵;二是包容性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丰富和发展了的最新诠释,从而构成它的最新形态。其实,无论做哪种理解,包容性发展同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都具有不可剥离的联系。因此,理解包容性发展,就不能不在可持续发展的语境或背景下进行。在阐释包容性发展时,我们的视野应当由人与人的关系维度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即由单维博弈转变为多维博弈;由共时态维度(空间)扩展至历时态维度(时间),即由“代内公平”延展至“代际公平”。
包容性发展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上,必须恰当地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寻求两者的统一。所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增长同环境保护之间兼容的那个均衡点?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上,增长和发展的成果必须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分享,一部分人的状况得到改善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亦即不能从他者损失中获益。因此,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在发展过程中怎样才能取得人们彼此之间的“双赢”?当历史不得不付出代价时,又何以能够保证这种“双赢”?人与人的关系维度又内在地蕴含着两个公平原则,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因而包容性发展还应包括:第三,在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方面,必须维持资源和发展成果在同代人之间的可共享性。如何并超越“零和等局”逻辑的限囿,乃是实现代内公平的关键。第四,包容性发展还意味着必须在当代人同后代人之间在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方面实现均衡和兼顾,不能以牺牲后代人发展的机会和能力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最后一个方面是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的“此在性”延伸到了它的“将在性”。
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何中华:包容性发展:困境与选择二
博弈关系一般可区分为“零和博弈”(一赢一负)、“负和博弈”(双负)、“正和博弈”(双赢)三种可能的情形。从根本上说,包容性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实现由“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成功过渡。应该说,资源的有限性同人类潜在需求的无限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和紧张所导致的稀缺性,注定了人类的生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零和博弈”关系的困扰。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这种困扰的表现形式各异罢了。在现代性语境中,它被注入了制度性因素,从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放大。这正是我们之所以要在今天提出包容性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
在一定意义上,“发展”是一个制度改进和重建的过程,尤其是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就存在着更加明显的建构论特征。发达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因缺乏外在的参照,再加上不存在后发展国家所特有的外部压力,往往是通过自发生成秩序的方式来实现的。市场经济构成现代性的世俗基础。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总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的。而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本性,乃表征为有自发生成秩序。这就造成了后发展国家所特有的尴尬: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要求摆脱人为干预,成为自然生长的过程;另一方面,后发展的处境则要求自上而下地推动市场化进程。人为干预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依靠国家的力量体现公平尺度的要求,调节和弱化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维度上的失衡,从而促进发展的包容性;也可能造成滥用权威的局面,以至于最终干扰市场秩序的正常成长和运行,带来负面效应。
当然,对于包容性发展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市场经济本身。这不仅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发展都无法逃避市场经济这一最深刻的基础,而且因为市场经济直接塑造着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可以不那么严格地被定义为:在人与人之间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它所体现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一旦被建立起来,就诱发并放大了人的和需求,因为追求价值就意味着追求稀缺性,而稀缺性取决于和需求的变化。被制造出来的和需求,必须不断地得到满足。由此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敌对。当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维度上的共赢达到最大化时,它所导致的恰恰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敌对化。市场经济固然是有效率的,但这种效率只是就交换双方这一微观角度而言的。从经济运行的宏观角度而言,或者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恰恰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这就是市场效率的吊诡。私有制本身不可能有效地避免这个问题。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外部不经济的问题,所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鼓吹的效率,不过是一个微观意义上的事实。市场经济在宏观上的低效率和造成的浪费,早已为马克思所揭露。究竟是谁应该为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负责?瓦尔登·贝罗认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是全球协同应对气候变化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这种模式的主要精力就是将有生命的鲜活的自然物转变为死的无生命的商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浪费。这个过程的驱动因素就是消费,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过度消费;同时它所追求的就是利润或者说是资本的积累,简言之,即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在发达国家广为采用,并且在过去300年中从发达国家传播至不发达国家,从而加速了化石燃料诸如煤炭和石油的消耗,加速了对森林的砍伐,这正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两项人为因素[1]。马克思讽刺地说,在商品交换中,“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先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2]199。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零和博弈,同时还存在正和博弈,否则就无法解释经济总量的增殖这一事实。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市场经济中,表面上的交换关系(互惠互利)掩盖了零和等局关系。诚然,市场经济的博弈关系的确存在着双赢的一面,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其背后的“零和等局”关系的理由。马克思在谈到自由贸易时说过,“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3]229。因为随着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来临,“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3]228。这种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的一个阶级靠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被放大为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靠牺牲发展中国家而致富的情形。这一情形恰恰为发展研究中的依附理论所关注并加以诠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格局呢?离开了市场经济中的零和博弈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说明。
据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披露,1985年到2009年,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扩大。其中,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今后还有扩大趋势。另据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5-2.6倍;到了20世纪80年代,城乡收入差距降低,约在1.8-2.3倍之间;城乡差距真正拉大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00年后,差距不断扩大,到2009年达到3.3倍,远远超过了国际最高2倍左右的水平[4]。“当今中国……20%的人占有了80%以上的财富,余下的8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则连20%还不到”[5]。世界银行2010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的家庭掌握了全国60%的财富,而中国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6]。我们可以为这样一些数据找出一大堆理由,但其中有一个不容否认的重要原因,是市场经济的零和博弈关系的存在,导致了两极分化。
那么,市场经济中的“零和博弈”究竟发生在哪里?在简单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中存在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物物交换中,产品只是潜在地是交换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过产品还没有成为交换价值”[7]153。因为物物交换的关系不过是一对一的关系,它只是偶然地发生的,还不能够普遍化,亦即尚未达成普遍性的尺度,从而不存在零和等局的性质。只有实际地形成一个普遍尺度之后,才能使不同的交换关系成为可通约的关系,这样才能够衡量得失,进而构成零和等局。因为不同交换行为所形成的可公度的普遍尺度,使单个交换行为双方的利益得失的衡量成为可能。而交换价值的真正确立,才标志着这种普遍尺度的实际形成。马克思认为,“商品只有表现在其他商源于:毕业论文指导记录http://www.328tibet.cn
品上,从而表现为一种关系的时候,才是交换价值”[7]155。它赖以存在的条件就在于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所以,交换价值作为普遍性的规定,它体现的是商品的社会关系属性,而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交换价值是以作为一切产品的实体的社会劳动为前提的,而和产品的自然性质完全无关”[7]154。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才是交换价值的实现”[7]198。因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符号化形式,货币的出现表明商品达到了抽象性的极致。正是“在货币上,商品的特殊性质消失了”[7]169。因此,货币超越了时空维度的限度,达到一种抽象普遍性。“就空间规定来说,货币到处表现为一般商品,现在就时间规定来说,货币也表现为这种商品”[7]182。货币由此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或“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7]184-185。所以说,“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8]435。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制度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表现”[8]412,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即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社会”[8]464。会计专业论文格式
罗纳德·J·奥克森区分了“交换”和“互惠”,但在他看来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一种拟化关系。经济意义上的交往被称作“交换”,而政治意义上的交往则被称作“互惠”。就此而言,互惠不过是一种拟经济的政治行为。奥克森写道:“生产性政治关系表现为‘互惠’形式,互惠行为是作为生产性政治特点的一种活动。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都包括生产性互惠机会的扩大”[9]110。奥克森认为,“交换基于双方之间明确的补偿。它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意义上的生产性的关系,即双方都会生活得更好,而没有一方会生活得更坏”[9]109。其实,在笔者看来,奥克森把“交换”概念的内涵窄化了,它不过是交换行为的一种理想状态罢了,事实上的交换往往不是在帕累托最优的意义上进行的,而是在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基础上进行的。
奥克森认为,“强制的交换不是交换”;同样地,强制的互惠也不是互惠[9]119。应该说,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因为交换或互惠必须基于一个基本假设,即双方的地位必须是对等的。强制意味着地位的不对等,意味着支配,即建立在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的奴役。但是,这仅仅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现实的交换或互惠行为,并不那么纯粹,而是存在着隐性的强制。这正是我们对现实的交换和互惠行为进行批判性反省和考察的原因。
按照奥克森的观点,“发展必须源于互惠并服务于互惠”[9]121。也就是说,互惠既是发展的出发点,同时又是发展的目的性指向。问题在于,平等是互惠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吗?其实,在不平等关系中也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互惠。即使在市场交换的博弈中,在存在着“零和等局”关系的情形下,也同时并存着互为条件的合作关系,就此而言也是一种互惠关系。“零和等局”和“正和博弈”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交往活动中,它表现为“竞争”中的“合作”或“合作”中的“竞争”。但是,交往并不能必然地导致共赢式的博弈,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相配合。有关这个问题,需要探究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互惠前提的平等,其合法性是自明的吗?二是平等是互惠的必要条件吗?关于第一个方面,在政治哲学中尚存在悬而未决的疑问。政治哲学家“认为高估平等是一个错误”[10]83,因此“政治哲学家不断地放弃作为政治理想的平等”[10]84。不过应该注意,这种对于平等的轻视态度,是基于把平等同资源由富人那里向穷人转移的适当区分而确立起来的。在马克思看来,平等问题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规定而已,也就是说,它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具体地说,只有在前共产主义阶段才有意义。在平等仍然有意义的历史维度上,它无疑是互惠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包容性发展作为互惠的发展形式,对于平等有着格外突出的依赖性。源于:论文范文格式http://www.328tibet.cn
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批判地揭示了作为市场经济最高阶段和典型历史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零和博弈及其造成的不平等,进而揭示了理想社会对这种不平等的扬弃和超越。例如,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一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20]927。尽管马克思的思路不是我们今天追求包容性发展所直接采取的当下选择,但它毕竟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终极的历史参照和方法论启迪。
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定义是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作者为Gro Harlem Brundtland)这一报告中提出的,它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这个定义本身,就能够内在地引申出当代人同后代人之间的博弈关系这一基本意涵。以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之所以陷入不可持续性,归根到底就是由于人类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乔根·兰德斯指出:“当今主要的问题是人类在展望未来时眼光太短”,因此,“若不作出重大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可能世世代代维持下去”。为了摆脱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我们需要一套更加重视子孙后代利益的治理体制”、“一套眼光更为长远的治理体制”[11]。那种短视的治理方式,必然妨碍包容性发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维度上的实现。
然而,市场经济和商业体制同实用主义哲学之间具有内在的亲和性。从哲学上说,实用主义是一种既不信任“过去”、也不信任“未来”的哲学诉求。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看,它显然属于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性是以告别传统为其基本姿态的,所以“过去”被作为落后的和不开化的而放弃掉了;现代性的世俗基础是市场经济,而自发博弈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种博弈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结果的不可预期性,所以“未来”意味着一个巨大的“X”,亦即风险。所以,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实用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修辞,唯一信赖的就是“当下”。这正是为什么市场经济所左右的决策往往短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市场博弈固然有利于培养“有远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追求“兑现”价值的现世情结又从根本上抵消了这种“远见”,从而妨碍了它的真正落实。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精神所固有的现世情结(正是它排斥并取代了中世纪神学的来世观念和出世诉求),与市场经济的广泛社会化有关,它导致了人类在筹划未来方面的远见卓识的遮蔽和丧失。所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追求包容性发展,就不能不对市场经济本身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加以必要的限制,以便最大限度地矫正和抑制其在筹划未来问题上存在的短视和直观的缺陷。
人类能否为了自己的未来而让渡既得利益和牺牲发展机会?这是能够实现包容性发展的一个关键。“‘行动’需要付出代价。现代工业社会以化石燃料为基础。重组其能源结构需要展现魄力,采取的相应措施也会给生活带来困扰,进而引发重大社会、民生难题。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可能大幅下降,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有可能出现倒退”[21]。对于包容性发展而言,能否超越既得利益的限制是一个十分要害而棘手的瓶颈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真正实现包容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既得利益者能否超越已经得到的“好处”的羁绊。令人忧虑的是,自从1992年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最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达成共识并普遍接受以来,糟糕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的遏制,更谈不上好转。因此,可持续发展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据有关统计,“21世纪头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速高于上世纪90年代。即使欧盟减排8%,20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比1990年水平高出45%”[11]。10多年前,笔者就曾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情况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限制[22]。第三世界联盟的M·科尔(Martin Khor)指出:如果要兼顾“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承认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权利”两个原则,当前很多人认可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从1990年的排放量减少80%的幅度,其实这应该被解读为:发达国家至少要减少150%-200%的排放量。但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国民真地愿意并准备这样做吗?无论从心理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发达国家是否已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都值得怀疑[18]。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伯瑞德—海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确立了美国气候变化外交政策的基调:在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不同时承诺承担限制或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义务或将会严重源于:论文网http://www.328tibet.cn
危害美国经济的情况下,美国不得签署任何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的议定书或协定[23]。包容性发展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类能否超越既得利益。这无疑是对今天的人们的一个严峻考验。论文范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之所以出现了不可持续性,就是因为现实情况违背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原则所致。公平固然不等于平均,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当然,在资源相对充裕的情况下,这种平均主义的观念就会妨碍效率的提高。问题在于,追求效率也必须以整个社会所有成员的最基本的占有和分享为底线。不然的话,效率的追求同样也会反过来伤害公平,当不公平一旦达到一个临界点,就构成效率的极限。会计专业毕业论文模版
深入一步看,这不能不涉及到在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下如何看待和权衡历史代价的问题。为发展的非包容和不可持续状况加以辩护的论调,时常以“代价说”作为理由。“代价说”其实只有基于这样的基本假设才能成立:一是得失之间是可以比较的,因为没有可比性就无从判断究竟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从而无法做出抉择;二是只有在得大于失的时候,代价才是值得付出的。而在实际发展中,得到的和失去的之间往往是缺乏可比性的,尤其是在物质成果和精神价值的得失之间,更是无法权衡。“代价说”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为一切历史灾难和历史悲剧提供借口,因为一切负面的东西都有可能在代价的措辞下被无原则、无限度地宽容了。对所谓代价的容忍,往往带来发展的陷阱。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尴尬就在于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最后难以摆脱饮鸩止渴的窘局。譬如,出于低碳生活的需要,普及节能灯是一项必要的选择。“在同等条件下节能灯的发光效率大约是普通白炽灯的3.5-4倍,可以节省80%的能源”[24]。然而,吊诡的是,据有关科研人员介绍,1只普通节能灯的含汞量约5毫克,仅够沾满一个圆珠笔尖,但渗入地下后即可造成1800吨水受污染[25]。所以,必须给出“代价说”适用的边际条件。唯其如此,我们在做出历史选择时,才能既不因为惧怕历史代价而拒绝历史发展,也不因为借口历史代价而容忍一切历史错误。这正是包容性发展所要求的健全历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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