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区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本站原创 摘 要：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投资动机
1000—176X（2012）10—0044—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 247.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除此之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也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量为1 240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资存量约为7 12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巨大差额是导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利用外汇资源，提高对外资产回报，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中国当前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现实选择，而且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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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有关研究的综述和修正，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程惠芳和阮翔[7]运用引力模型，对与中国存在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32个样本国家的流量数据进行横截面回归发现，投资国与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经济规模总和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之间的投资流量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与两国之间的投资流量显著负相关。徐雪和谢玉鹏[8]采用2005年和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何本芳和张祥[9]借鉴引力模型原理，基于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对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贸易、距离、劳动成本和国家类别等因素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项本武[10]采用GMM估计方法，对2000—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以出口衡量的双边贸易关系、双边汇率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而东道国工资水平、前期投资等因素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谢杰和刘任余[11]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视角，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因素以及投资对贸易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集聚效应，不同地区的投资存在空间互补效应，贸易双边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但对出口影响显著。阎大颖等[12]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国际折衷理论进行拓展，归纳了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因素，并以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海外关系资源、政府政策扶植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
现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引力模型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选择不同的变量和模型，对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由于变量和模型不同，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现出相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如Deng[13]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于寻求市场、技术、自然资源或战略性资产等。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市场寻求、技术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对于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技术寻求特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寻求特征较为明显。这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合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理论，检验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并对其影响程度和路径进行深入分析。
找能将自身优势与外国生产要素有机结合的外国地区。根据Dunning[14]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能够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取得的，只有区位优势是动态的外生变量，需要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无法自身创造。因此，作为跨国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条件，区位变量的不断变化会给企业的国际投资带来较大风险，需要企业通过正确选择投资区位来消除或降低相关风险。为此，必须对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跨国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三方面。企业应围绕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选择合适的东道国或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上述因素主要由对发达国家企业研究得到，对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除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自身特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因素、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受技术及制度因素所限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不成熟。由于国际经营经验不足，企业偏向于在语言文化及地理邻近的地区投资，对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敏感度较低。此外，由于政治及外交的需要，许多以援助项目形式出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以经济利益或经济效率为导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对拉美及非洲地区的投资，多是出于政治需要。
假设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
假设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国家或地区。
假设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自然资源更加丰富的国家或地区。
假设4：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大。
假设5：东道国工资水平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假设7：东道国对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正相关。
8.双边贸易联系
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最初是由Mundell提出的，他通过模型分析认为，贸易受到阻碍会促进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受到阻碍会产生贸易，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关系。Markuson和Maskus研究认为，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具体要看二者之间是否是“合作的”。如是“合作的”则表现为互补关系，否则表现为替代关系。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直接投资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互补性，而间接投资会产生替代性。Johanson和Vahlne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从无国际化活动、出口、国外销售子公司到国外生产的过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应遵循这一过程，首先开展出口、设立销售子公司，在具备较充分的市场信息之后，才开始从事国外生产。因而与东道国的密切贸易联系会促进对该国的直接投资。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量的增长会促进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9.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
Flores和Aguilera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会由于交通成本、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因素影响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量。距离是制约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理距离的增大，会导致语言文化差异，并加大两国的心理距离。而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还意味着运输成本和投资管理成本的增加，投资风险增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本文共选取9个解释变量。真实GDP（RGDP）是东道国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综合反映，本文用东道国真实GDP作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的变量。交通运输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部分，用东道国航空里程（AT）作为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变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RE）以样本交易年份东道国出口的矿产及燃料资源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表示。东道国技术禀赋（TI）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各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对东道国研发创新能力的评分来反映，其分值越高，表明该国技术越雄厚。人均国民收入（GNIP）常被用来测度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富裕程度，但也间接反映了东道国的工资水平，用它作为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变量。东道国外资开放度（FL）用东道国外资流入量与东道国GDP的比值来测度。东道国汇率水平（EX）采用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间接标价法）。双边贸易联系（TR）用样本期各年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来反映。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DIS）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海运距离来测度。
OFDI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RGDP、FL和EX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http：//unctadstat.unctad.org/）。AT、RE和RGNI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lnOFDIit=β1lnRGDPit+β2lnGNIPit+β3lnEXit+β4lnTRit+β5lnDISit+β6lnATit+β7REit+β源于：论文标准格式http://www.328tibet.cn
8TIit+β9FLit+μi+εit
其中，i表示国家下标，t表示时间下标，it即为t时期i国家的相关数值。μi为不可测的东道国个体效应。对部分变量数据采用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lnRGDPit、lnGNIPit、lnEXit和DISit四个变量的系数不显著，lnATit和REit两个变量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TRit、Tit和FIit三个变量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1）以真实GDP来测度的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虽然与理论预期和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但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对此却存在着分歧，如项本武[10]研究认为用真实GDP测度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李猛和于津平的研究结果则与之相反。它反映了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趋多元化，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OFDI流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OFDI也在快速增加，表明中国企业的FDI还没有像发达国家企业那样成熟——市场规模越大，直接投资量越大。
（2）以人均国民收入度量的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也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不一致，但与项本武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反映资源禀赋和技术禀赋的两个变量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这表明获取自然资源和先进技术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而效率和市场寻求动机表现并不明显。近来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企业往往基于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选择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矿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以获取能矿资源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多，如2009年中石化并购瑞士Addax公司等。另外，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创新能力从总体上与国际领先水平还有差距，以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断上升。
（3）以双边贸易额表示的双边贸易联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企业国际化从商品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过程，随着商品贸易的增加，企业掌握的东道国信息不断增加，比较容易从出口商品、建立销售子公司转变到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的增加会促进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4）以东道国外资流入量占东道国GDP比重测度的东道国对外资开放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考虑动机实现的同时，也趋向于选择外资政策宽松、投资风险较小的地区进行投资。
（5）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虽然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不相一致。这一结果与Dunning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表明汇率并不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
（6）以东道国航空里程测度的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显示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把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全球范围内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便利性的提高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理距离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弱。
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的外资政策对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对以上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选择最适合的投资区位；东道国与中国双边贸易联系的提升对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符合从无国际化活动、出口、国外销售子公司到国外生产的过程首先开展出口、设立销售子公司，在具备较充分的市场信息之后，才开始从事国外生产，这一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值得想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借鉴；现阶段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多元化发展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尚不成熟，仍需不断的尝试与探索。
除此之外，还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第一，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制定时，应根据自身的投资动机和核心能力，选择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方式和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或地区。第二，大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并不具有先进的技术或品牌，核心竞争力较弱，因此，应大力鼓励企业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效率寻求的考虑较少，应鼓励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要素差异，实现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企业大多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和经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手段，不断拓展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环境、资源条件、基础设源于：论文封面格式范文http://www.328tibet.cn
施状况和外资政策等投资环境信息的来源渠道，鼓励企业循序渐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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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投资动机
1000—176X（2012）10—0044—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 247.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除此之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也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量为1 240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资存量约为7 12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巨大差额是导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利用外汇资源，提高对外资产回报，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中国当前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现实选择，而且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文献综述
相对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目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外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也日渐增多。Buckley 等利用1984—2001年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性强、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Cheng和Ma[3]运用引力模型对2003—2006年中国企业对90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和存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国企业对31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倾向于对资源丰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进行投资，而私有企业则主要为市场寻求型投资。此外，部分学者还基于更大的发展中国家样本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源于：毕业设计论文http://www.328tibet.cn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有关研究的综述和修正，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程惠芳和阮翔[7]运用引力模型，对与中国存在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32个样本国家的流量数据进行横截面回归发现，投资国与东道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经济规模总和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之间的投资流量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与两国之间的投资流量显著负相关。徐雪和谢玉鹏[8]采用2005年和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何本芳和张祥[9]借鉴引力模型原理，基于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对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贸易、距离、劳动成本和国家类别等因素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项本武[10]采用GMM估计方法，对2000—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以出口衡量的双边贸易关系、双边汇率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而东道国工资水平、前期投资等因素对当期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谢杰和刘任余[11]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视角，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各因素以及投资对贸易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集聚效应，不同地区的投资存在空间互补效应，贸易双边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但对出口影响显著。阎大颖等[12]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国际折衷理论进行拓展，归纳了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因素，并以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海外关系资源、政府政策扶植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影响。
现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引力模型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选择不同的变量和模型，对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由于变量和模型不同，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现出相反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如Deng[13]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于寻求市场、技术、自然资源或战略性资产等。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市场寻求、技术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对于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技术寻求特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寻求特征较为明显。这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合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理论，检验决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并对其影响程度和路径进行深入分析。
二、不同投资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指跨国企业为实现企业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寻职称论文范文http://www.328tibet.cn找能将自身优势与外国生产要素有机结合的外国地区。根据Dunning[14]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能够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取得的，只有区位优势是动态的外生变量，需要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无法自身创造。因此，作为跨国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外部条件，区位变量的不断变化会给企业的国际投资带来较大风险，需要企业通过正确选择投资区位来消除或降低相关风险。为此，必须对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跨国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三方面。企业应围绕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根据自身的竞争优势选择合适的东道国或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三、不同投资动机下的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外资开放度以及两国双边贸易联系、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通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可以从投资动机的角度，将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概括，如表1所示。上述因素主要由对发达国家企业研究得到，对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除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自身特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因素、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受技术及制度因素所限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不成熟。由于国际经营经验不足，企业偏向于在语言文化及地理邻近的地区投资，对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敏感度较低。此外，由于政治及外交的需要，许多以援助项目形式出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以经济利益或经济效率为导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对拉美及非洲地区的投资，多是出于政治需要。
三、因素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传统因素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分析了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工资水平、基础设施、外资开放度、汇率水平以及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地理距离等九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1.东道国市场规模
Dunning[15]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强调了市场规模这一区位优势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市场寻求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需求和市场规模的增加，而市场规模越大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导致对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许多学者用真实GDP作为变量，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也表明东道国真实GDP对外国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
2.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
运营成本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东道国发达的运输系统、先进的通讯系统和电力系统等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部分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基础设施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决定作用，东道国的基础设施越完善对FDI的吸引力越大。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的国家或地区。
3.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
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Kolk和Pinkse[16]认为，能源和矿产是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近年来中国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增势明显，且主要流向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源型企业海外投资与并购活动明显增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自然资源更加丰富的国家或地区。
4.东道国技术禀赋
技术寻求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Kogut和Chang[17]的研究也表明，对高技术禀赋国家的投资存在着逆向溢出现象。Luo和Tung的研究也表明，对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投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知识资产的重要途径。2010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驱动因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4：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大。
5.东道国工资水平
劳动成本是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生产成本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内容，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可以使企业实现比在其他市场投资更高的盈利水平。新古典贸易理论假定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而资本会不断从母国流向东道国直到两国间生产成本或投资回报率相等。从理论上来看，以寻求低成本为动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利用东道国的低工资水平来获利。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5：东道国工资水平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6.东道国外资开放度
外资开放度间接反映了东道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开放自由，越有助于吸引外资。减少对外资投资行业的限制和外资进出东道国的流动限制，可以降低投资风险，促进东道国外投资规模的提高。从理论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应随东道国外资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6：东道国外资开放度与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7.东道国汇率水平
Aliber和Dunning认为，由于强势货币的升值和购买力的增加，国际投资会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相对弱势国家。实证研究也大都支持这一观点，但是对汇率水平及其变动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并不一致。本文认为东道国货币被低估，则企业购买机器设备、土地的生产成本，东道国比母国低，会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在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下，人民币不断升值，成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优势，这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东道国货币相对人民币价值越高，则人民币在该国的购买力越弱，中国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少；而东道国货币相对人民币价值越低，人民币在该国的购买力则越强，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就越多。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7：东道国对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正相关。
8.双边贸易联系
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最初是由Mundell提出的，他通过模型分析认为，贸易受到阻碍会促进资本流动，资本流动受到阻碍会产生贸易，贸易与投资之间具有替代关系。Markuson和Maskus研究认为，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既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具体要看二者之间是否是“合作的”。如是“合作的”则表现为互补关系，否则表现为替代关系。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直接投资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互补性，而间接投资会产生替代性。Johanson和Vahlne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从无国际化活动、出口、国外销售子公司到国外生产的过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应遵循这一过程，首先开展出口、设立销售子公司，在具备较充分的市场信息之后，才开始从事国外生产。因而与东道国的密切贸易联系会促进对该国的直接投资。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8：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量的增长会促进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9.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
Flores和Aguilera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会由于交通成本、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因素影响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量。距离是制约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理距离的增大，会导致语言文化差异，并加大两国的心理距离。而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还意味着运输成本和投资管理成本的增加，投资风险增加。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9：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四、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以一般化为原则进行相关变量的选取，并依据变量的可计量性，将难以计量的因素未引入本文的计量研究框架，如政治与外交因素，语言文化及地理因素等，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主要使用母国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一般化分析，而未对企业层面的因素进行具体化分析。1.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流量（非金融部分）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对存量数据，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于不存在滞后，能更加有效地刻画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变化。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5—2009年中国对51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共255个观测值。本文共选取9个解释变量。真实GDP（RGDP）是东道国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综合反映，本文用东道国真实GDP作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的变量。交通运输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部分，用东道国航空里程（AT）作为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变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RE）以样本交易年份东道国出口的矿产及燃料资源占总出口的比重来表示。东道国技术禀赋（TI）采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各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对东道国研发创新能力的评分来反映，其分值越高，表明该国技术越雄厚。人均国民收入（GNIP）常被用来测度一个国家的消费者富裕程度，但也间接反映了东道国的工资水平，用它作为东道国工资水平的变量。东道国外资开放度（FL）用东道国外资流入量与东道国GDP的比值来测度。东道国汇率水平（EX）采用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间接标价法）。双边贸易联系（TR）用样本期各年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来反映。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DIS）用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海运距离来测度。
OFDI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RGDP、FL和EX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http：//unctadstat.unctad.org/）。AT、RE和RGNI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模型设定
在前文理论分析与假设的基础上，对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关系进行梳理，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模型设定为：lnOFDIit=β1lnRGDPit+β2lnGNIPit+β3lnEXit+β4lnTRit+β5lnDISit+β6lnATit+β7REit+β源于：论文标准格式http://www.328tibet.cn
8TIit+β9FLit+μi+εit
其中，i表示国家下标，t表示时间下标，it即为t时期i国家的相关数值。μi为不可测的东道国个体效应。对部分变量数据采用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3.模型估计与结论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运用统计计量软件STATA作为分析工具，采用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lnRGDPit、lnGNIPit、lnEXit和DISit四个变量的系数不显著，lnATit和REit两个变量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TRit、Tit和FIit三个变量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1）以真实GDP来测度的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虽然与理论预期和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但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对此却存在着分歧，如项本武[10]研究认为用真实GDP测度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李猛和于津平的研究结果则与之相反。它反映了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日趋多元化，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OFDI流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OFDI也在快速增加，表明中国企业的FDI还没有像发达国家企业那样成熟——市场规模越大，直接投资量越大。
（2）以人均国民收入度量的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也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不一致，但与项本武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反映资源禀赋和技术禀赋的两个变量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这表明获取自然资源和先进技术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而效率和市场寻求动机表现并不明显。近来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企业往往基于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选择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能矿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以获取能矿资源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多，如2009年中石化并购瑞士Addax公司等。另外，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创新能力从总体上与国际领先水平还有差距，以获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不断上升。
（3）以双边贸易额表示的双边贸易联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企业国际化从商品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过程，随着商品贸易的增加，企业掌握的东道国信息不断增加，比较容易从出口商品、建立销售子公司转变到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的增加会促进中国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4）以东道国外资流入量占东道国GDP比重测度的东道国对外资开放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这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考虑动机实现的同时，也趋向于选择外资政策宽松、投资风险较小的地区进行投资。
（5）东道国货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虽然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不相一致。这一结果与Dunning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表明汇率并不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
（6）以东道国航空里程测度的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预期相一致，显示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把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全球范围内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便利性的提高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理距离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弱。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设定面板模型，使用GLS估计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及建议：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技术水平、完善的基础设施、开放的外资政策对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对以上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选择最适合的投资区位；东道国与中国双边贸易联系的提升对中国在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符合从无国际化活动、出口、国外销售子公司到国外生产的过程首先开展出口、设立销售子公司，在具备较充分的市场信息之后，才开始从事国外生产，这一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值得想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借鉴；现阶段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多元化发展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尚不成熟，仍需不断的尝试与探索。
除此之外，还可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第一，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制定时，应根据自身的投资动机和核心能力，选择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方式和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或地区。第二，大部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并不具有先进的技术或品牌，核心竞争力较弱，因此，应大力鼓励企业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效率寻求的考虑较少，应鼓励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不同地区的要素差异，实现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企业大多缺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和经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等手段，不断拓展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环境、资源条件、基础设源于：论文封面格式范文http://www.328tibet.cn
施状况和外资政策等投资环境信息的来源渠道，鼓励企业循序渐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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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