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音学与语义学视角汉英音义象似性探讨
本站原创 ［摘 要］在音义象似性的考察上，国内现有探讨缺乏微观语音学角度的精确描述、对多种语义涵义联系的观察以及以语言本质上对汉英音义象似性理据的深思。以语音学角度用大量实例描述汉英音义象似性，同时以同处一个语义场内的非反义反向联系、反义反向联系的词语为例展示单纯词音义象似性，进而以人类语言与认知起源和进化视角更进一步地寻求汉英音义象似性的理据，可使音义象似性的探讨策略更具可行性与规范性，结论更具可验证性。
［关键词］音义象似性；发音语音学；语义学；单纯词；语义场；非反义反向；反义反向联系
［］A［文章编号］1672
在借鉴辜正坤、王寅等学者的象似性探讨并采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本论文拟以语音学与语义学角度对汉英音义象似性进行浅析，进而以人类语言与认知的起源和进化视角更进一步地探讨汉英音义象似性的动因及语言的根本属性，以期使音义象似性的探讨策略更具可行性与规范性，同时也使结论更具可验证性。
然而，语义场内的上下义即类与成员之间的联系，是较高层次的人类逻辑概括认知，在音义互联初始时，人类很难顾及，我们很难说当初“前”与“后”、“front”与“back”和各自的上义词“位置”、“position”在音义关联性上有何呼应。
辜正坤［4］、王寅［3］等学者的音义象似性探讨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语义阴阳辩证等方面，但现有探讨似乎并没有以语义学中的语义场角度考证汉英音义象似性的。下面本论文以同一语义场中非反义反向、反义反向为线索以发音语音学角度展示汉英音义的象似性。
示蹒跚的样子与声音，“zigzag”表示曲折前进的样子与声音。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姆菲尔德指出大量具有相似语音形态的词有固定的语义联想,如带有响度较大的齿龈擦音［s］和双唇通音［w］的“sweep”、“sway”、“swing”、“swirl”、“swerve”、“swoop”、“swish”、“switch”、“swat”、“swipe”、“swab”这类词，表示扫、抹、刷、摇、摆、拧、转、抽、拍这类动作［6］1538。
在我国，18世纪时，程瑶田在《果裸转语记》中以语根［gl］、［kl］出发，经语根、词族、词群，一路联想串联了两百多个词，揭示了汉语的音义联系规律。“声近义近”的现象18世纪的学者王念孙也有论及。19世纪时,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小学》中写到:“盖天下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音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则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如口酸之形,说‘苦’字若口食苦之形,说‘辛’字若口食辛之形,说‘甘’字若口食甘之形,说‘咸’字若口食咸之形等会计专业写毕业论文范文。”这种“声象乎意”的说法就是音义象似性。二十世纪初王力又对“声近义近”的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界定［7］。
然而，令讨论音义象似性即通感联觉（音近义近）的学者们颇为困惑的是，所涉义近的单纯词名为“义近”，但共享义素的量往往达不到近义词或同义词（多为复合词）的程度。音义互联初始，先民难以通过通感联觉（音近义近）直接精准地制约近义词或同义词的生成与关联。王力认为，同源字必定是作用相关或相近的词，而同义词往往是偶然的，非亲缘的义同或义近，不属同一个系统［5］251。由此，笔者以为摆脱这个困惑的出路应该是按语义场论述来论述通感联觉（音近义近）的单纯词，这样既克服了同义语义联系涵盖不到的不足，又突破了语义上下义联系中的同下义联系常要求找出明确的上义词的局限，因为，根据布林顿（Brinton）等的论述，语义场的定义与语义上下义联系相关，但更为宽泛，处于同一语义场的词语只需共享某一或某些语义义素即可名正言顺［6］112。
人类对同一语义场中单纯词成员的异同、类聚的模拟细致入微，丝丝入扣，使得语言有更大的区别度和可辨度。义素相连的通感联觉与含有反向反义义素的通感联觉形成鲜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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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反义或对立的词我们都不能孤立地去看，如“显”，单独看，没什么道理可言，但是跟“隐”在一起看，则可见其中的用心。“显”比“隐”显著多了个前低元音，根据语音学，双元音属长音，其长度与响度常变大。乍听“退”，也无出奇之处，但比较“进”，道理就显著了：“退”以齿龈塞音开始，接着是含有后高元音的三个元音（复合韵母），显著有个舌根抬高、用劲后退的历程；而“进”以硬腭通音开始，接前高元音，止于齿龈鼻音，整个历程在口腔前部完成，动作由后至前。“说”的元音位置显著比“听”的低，多了一个元音，齿舌距离大，口形大。英语“speak”要比“listen”元音长、响度大毕业论文 财务。“山”与“谷”，前者辅音和元音都在口腔前部，后者辅音和元音都在口腔后部。社会道德崇尚“大公无私”，语言上也是如此：“公”用软腭塞音加后低元音加软腭鼻音，厚重而洪亮，而“私”是齿龈擦音加前高元音，全在口腔前部，声小而浅薄。“宏”圆唇，含后元音，有气流入鼻腔，共鸣声大；反观“微”，受前元音影响，圆唇小，共鸣音小且在口腔前。“阳”与“阴”、“正”与“斜”、“强”与“弱”、“浓”与“稀”、“官”与“民”、“动”与“静”、“刚”与“柔”等词对也具有同样的理据。
在探讨语言的音义联系的时候，我们禁不住为人类语言进化的神奇与奥妙而惊叹。随着人类的发音器官的指挥中心——大脑进化得越来越发达，发音器官也越来越适合发出能运载大量语义并彼此区别的语音。就气流在发音器官通过时受阻程度不同而发出的辅音来说，双唇、齿龈、软腭甚至声门处都能靠双唇闭合、舌与齿龈靠紧、软腭下降、声门紧张等动作完全阻塞气流而发出塞音（前三处也能促成气流分流发出鼻音），唇、齿、齿龈、硬腭等处，都能靠齿与唇、舌与齿、舌与齿龈、舌与硬腭的靠近或接触而部分阻塞气流发出擦音，再加上同时制约声带的震动与否，又使得如上发音位置能发出成对的彼此区别的清音和浊音，这样，人类就能轻松发出彼此区别的至少40个辅音来。而就气流在发音器官通过时基本不受阻、共鸣较响亮的元音来说，人类通过对舌抬起的高度、舌最高部分的位置、元音的长短（肌肉的紧张与否）、唇的圆展的制约，能发出至少20个彼此区别的元音，再加上元音、辅音的多种方式的连缀与拼读，就使得区别性表义的选择大大增加。先民在无文字的数十万年漫长史前进化历程中，在生活、捕猎、采食、劳动时，需要发出彼此区别的语音来沟通各类信息，他们在用音义联想造词的初始，本能地遵循流线性原则（经济原则、省力原则），淘汰不省力的东西。语言的音义巧妙联系也是经过无数次优胜劣汰，最后才造化成今天的形式，其复杂、美妙、和谐程度超过人类人工施加、模拟、创造的任何系统，留下许多奥秘有待进一步揭示。人类伟大的适应与进化使得人的口、鼻、咽等器官能多功能地同时完成生理本能需要动作与随意动作而互不干扰。如在保证呼吸的同时，人们说话的时候可以吃、喝或完成别的随意动作。而且，人在发出相应意思的音时，往往与相应的动作相适应，如发出“喝”或英语“drink”音的同时能喝水。试一下，发“吐”或英语“spit”、“喷”或英语“spout”音时，口形适合同时喝水吗？发“吹”和英语“puff”的音时，适合嘴里含东西吗？同样，“闻”（ell）、“尝”（taste）、“舔”（lick）等都模拟了相应动作的口部姿势；发“包”、“抱”这类音时，口腔先开后合源于：会计毕业论文答辩hTTp://www.328TiBET.cn
，以双唇塞音开始，紧接着是大口形前低元音，然后是高元音结束，口腔做“包容”的姿势，像教练一样，示范着身体相应部位的相应动作（其实“苞”、“饱”、“袍”等也有“包裹”义）；“含”、“衔”和英语“hold（in the mouth）”的口部动作均是先开后合，与所示动作统一会计毕业答辩。
人类将语言的音、形符号在大脑中与其他色觉、味觉、触觉、视觉的形象形成通感联觉的隐喻联系，提取类似组群的相似抽象特点，如语音刺耳性和物体尖刺状之间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通感联觉探讨，近年来又有所复苏。2003年马乾德兰的探讨报告说，可能涉及相关音义或隐喻通感联觉的大脑部位在解剖结构上彼此临近，制约口部运动肌肉的中枢也临近视觉中枢，这就大大方便了音义通感联觉［5］。有人通过调查发现，以彼此亲缘联系不大的23种语言中抽出常用词“螃蟹”（crab）、“砍”（cut）、“舔”（lick）、“名”（name）、“相同”（same）等各一个，平均过半共享某一首音或主音［6］1538。1929年，心理学家克勒曾做了一个所谓“圆尖角星效应”实验，受试者在不认识“baluba”和“takete”两词的情况下，普遍选用相对发音圆润的“baluba”来配圆角星图形，而用刺耳的“takete”来配尖角星图形（最近有人用2.5岁的幼儿做实验也获得成功）。1929年，萨皮尔做了一个“大小桌子”实验，500个受试者在临时提供的两个生造无作用的拼音连缀“mal”和“mil”中，80%（超出随机配对的概率30个百分点）的受试者选用口形大的“mal”来标注大桌子，而用口形小的“mil”来标注小桌子。1935年，日本学者都留做了个实验，以日语中抽出36对表冷热、高低等的反义词，让57位不懂日语而母语为英语的受试者将这些实验词与英语对应词配对，结果证明配成率大大超过随机概率。为规避无意的主观偏见干扰，后来又有人换不同语种按同样方式重复做了二十多次实验，包括将这36对表冷热的日语词依次翻译成匈牙利语、波兰语等语言，或重新找成对的反义词，让不懂相应语言的更多受试者用实验词与自己的母语对应词配对，结果证明配成率大大超过随机概率。1964年，约翰逊等人提取英语里某些令人愉快的词的语音组合和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词的语音组合分别生造出一些“词”，让受试者辨别并使其与以上两种感觉匹配，结果匹配成功率远远超过随机概率。1965年，厄斯泰尔和多斯特录制了25种语言的情感词，让不懂这些语言的受试者听辨其褒贬、正负、悲喜等色彩，结果成功率非常高。1954年，瓦兹曼让说德语的人先听14种不同人工声音，然后令受试者自造词或以实验者提供的生造词单中选词来描述这些声音，结果显示，词长受声音的断续数量影响，突然的声音多用［t］、［p］、［k］开头的词描述，而徐缓的声音多用［s］、［z］开头的词描述［8］1538。这些实验和调查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语言音义象似性的有着与人类通感联觉的本能。
音义互联初始，人类利用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使自己的身心与外部世界互动，有意识地利用语言自身的规律来描摹外界的作用。人类利用自己的发音表义能力或摹声（onomatopoeia，感叹示情或模拟动物声、风雨雷电声），或摹貌（phenomimes,模拟事物的状貌、动作姿态），或摹心（psychomimes,模拟人的心态、思想活动）。一开始，人们用“bubble”模拟水冒泡的声音，继而又用它来指发出此声的水泡，接着再用它表示冒泡的动作,再后来又用［b］指其他破裂的声音，如“burst”。后来，人们创造的音义联系越来越多。如，鼻音化或软腭化的元音一般表示黑暗；前元音表示高、精、细，清塞音表示薄、稀；擦音表示粗糙；［l］表示拉长，音节多表多或大，音节少表少或小（如萨摩亚语里蜈蚣叫做“ongololo”,重复音节表示蜈蚣的多节多足）；叠音示动作快、持续不断（鹡鸰鸟在西班牙语里叫“pimpim”,表示鸟小动作快）。慢慢地，这种音义互联所融入的文化内容也来越复杂，如英语的“母亲”为何叫”mother”?因为［m］指物质，［］指出来，［］指给予，［r］指有关，这样连起来就是“涉及给出物质”即“哺育小孩”。父亲在印地语里为何叫“PIT A~”，而在英语里叫“father”?按音逐个解释，前者是“涉及有条件提供”，后者“涉及无条件提供”，因为在印度文化里，儿子要对家庭负有很多义务和责任，而在西方文化里，父亲要无条件地抚养儿子，不讲回报［8］160。
另外，这种通感联觉的音义联系会形成某种走势。根据音义学的音丛假说［9］，如果某一基础词开始于某一个音，那么首音相同的其他词语就会趋向于同类意思。如英语里表示房子的词“house”一旦由“h”开头，那么诸多含有同一首音的词其作用也与住处相关，如“home”、“hut”、“hovel”、“habitat”等。先民可能模拟着火的声音而造出“fire”一词，继而与火苗的闪动、摇曳相关的词就跟着由“f”或“fl”开头（“flame”、“flare”、“flash”、“flicker”等）。英语里表示“咔嚓”、“吱嘎”类声音及其碾压、痉挛等引申义的词，一旦有一个以“cr”开头，其他效仿以之，如“crick”、“crack”、“creak”、“crush”、“crunch”、“craunch”等，而且在此基础上继续加音表示略微不同的意思，如“scrunch”、“scraunch”等。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上文所述处于同一语义场的单纯词的音义象似性。在世界上，形象多，语音少，而以一个音代表一组形象就成为基本方式。发音表义时的心理、感觉与发音的生理解剖方式的联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合理。
根据道金斯提出的模因论，模因是通过说写、体态语、习惯或其他可模仿现象来运载、传播文化思想、符号或行为的文化单位，它可类比于生物学的基因，其进化可类比于生物进化。模因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可通过变异、竞争与遗传来影响复制成功与否的方式进化。有利于复制的模因得以存活、传播与变异，无利于复制的模因被淘汰［10］。
这些联系与日俱增，通过辐射、转类或隐喻等孳乳出越来越丰富的音义联系，形成一个个的模因，为人脑所接收、理解并在人类间传播。在存活竞争中，人类的适应性基因不断地得到选择，与此相同，以音表义的寻求历程产生的模因也是个优胜劣汰的进化历程，为了求生、求偶、求食等目的，人类在交流时，尤其是涉及爱恨、好恶、吉凶、亲疏、利害、有无、取舍、开关、上下、来去等大是大非乃至生死攸关的信息时，不得不保留准确与高效的以音表义模因，否则连人自身都得遭受弱肉强食的无情淘汰，这样才使我们拥有了利于人类习得与交际、高效且适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语言。
不管有无文字出现，不管后来怎样不断造词，也不管词语派生、转类、合成过多少次，存活到今天的词一定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它们音义初始时没被淘汰的模因，这些模因构成了语言的适应性与生命力，其中包含了人类当初凭直觉与本能尽力赋予语言的规律性、象似性。人类在同处一个语义场中有着非反义反向联系或反义反向联系的词语的音义联系上尽量做到有所比较、有所区别、有所联想、有所分级，这些处理渗透到词汇中，使语言的模因性、规则制约性、可学性、交际的高效性等全面提升。世界上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语言有文字，在语言的进化中，文字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口头语言默契的音义联系与约定俗成。文字系统，尽管历史短，但也在音义象似性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形义象似性，这也是汉语拼音化不可行的理由，因为拼音化不能充分反映业已发达的汉语音义象似性与文字象似性，会使汉语的生命力打折。
然而，语言毕竟是以声传义为主的系统，人类以口、舌、齿等发音器官来模拟世界的万千气象以及虚拟联想的概念也是有限的。海曼认为，大脑尚不发达的人类最初选用的具体的、本能的、彼此都能理解的、好记忆的、有一定象似性的语言在进化历程中发生过象似性磨损［11］。遗憾的是，语言无化石，语言是怎样起源的，六千年前至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纯口头语言的时代，人类是说一种语言还是多种，古印欧语是怎样分化的，古语、古音怎样复原或重建，诸多不足都停留在只能根据观察比较现代的现象来构建假说的层次，这就生成了语言的诸多奥秘和不完美现象，使无论哪种语言的音义联系都带有一定的神秘感。总之，语言不可能处处体现象似性，这也是象似派和任意派争论不休的主要理由。如，“讲究”和“将就”，“范畴”、“犯愁”和“反抽”，这两组词组内发音几乎一样，但意思分别相反或“风马牛不相及”。英语里含元音［i］的词表示“小”，但“big”、“thick”又是例外；英语“ma”表示大，但“all”又是个例外，而且显著口形大于“big”；英语“mighty”和“mite”的口形都很大，但前者表示巨大，后者表示微小。1933年，纽曼为了检测他老师萨皮尔的实验结果，测试了约五百个与大小有关的英语单词，结果并没发现其中元音与大小的明确音义联系。1958年布朗也做了类似实验，结果也跟纽曼的相似。这些实验说明音义象似性还要同时考虑整个词的发音。前述英语“flash”、“flame”等词模拟了光线的闪烁或移动，但又很难解释大量含有“fl”的其他词汇语（如“floor”、“flat”“flour”等）却没有“闪烁或移动”的意思。前述以“o”及其相应圆唇元音开头的表圆或椭圆形事物的词确实不少，如“oval”、“ovum”、“orbit”，但“oblong”却是个例外。英语“slither”、“slimy”、“slug”等以“sl”开头的词有令人不快或讨厌的意味，但“slight”又是个例外。英语鼻子“nose”包含鼻音，汉语“鼻子”就没有。1962年泰勒先生探讨证实了象似性有单一语言依赖性，但发现象似性在跨非相关不同语言时缺乏统一性，如［t］和［p］在韩语单音节词里多指大，在英语单音节词里多指小。1965年，泰勒用日语与英语的反义词做实验，提出有必要构建新的假说，以便既能解释人们普遍用某些音指代某些意思的现象，又能解释在不同语言中同样的音指代不同意思的情况。有些涉及汉语等有声调语言的象似性实验，结果或是不成功，或是说服力不够，如布朗和布莱克曾用汉语重复上面陈述的日本学者都留的实摘自会计毕业论文题目http://www.328tiBEt.cn
验，结果显示象似性不显著［6］1538。
象似性的数量原则认为，语音材料的量大、音长或反复等均可表示事物的数量、强度、频度、态势等的加强，如以“孔”到“窟窿”，音多则示量大。人们倾向把“龙”译为“loong”，其中两个“o”字母像龙的两只眼睛，比“long”多一个“o”后语音拉长，更使人联想到“long”（长）。在埃塞俄比亚语言阿姆哈拉语中，“tsbbr”是“被打破”的意思，而“tsbbabr”是“被打碎”的意思，音的复现显著表示程度的加强。但是，面前有大狗、中狗和小狗各一只，你说“大狗”、“中狗”、“小狗”的时候无论音量渐小还是渐大，听者也不会单凭“物大调高、物小调低”去轻信，而是要靠听懂字面意思或凭实物来确认。舌尖感觉“甜”更敏感，故用齿龈塞音加前元音与齿龈鼻音，用平声，有轻快感；英语“sweet”也用了口腔前部的元音和辅音，突出舌尖感觉。对“苦”更敏感是舌根部，用软腭塞音加后高元音，且用上声，表厚重感，但是，英语的“bitter”却没有涉及舌根。现在好多城市的十字路口都有自动语音反复提示“现在是红灯，请不要闯红灯”，但在同一地点路人光凭听此提示分不出此时哪个方向上有红灯，因为人类语言在较近的同一时空里，不能“象似”地自动运载听者能辨识的方向性信息。“开”和“关”，都以软腭塞音开始，但“开”的元音都在口腔前部，而“关”含后高元音加齿龈鼻音，不但口形小于“开”，且气流与共鸣向后，象似性很完美，但是，后人用“开”既表示“使关闭着的东西不再关闭”，又表示“接通(电源)”，用“关”既表示“使开着的物体合拢”，又表示“中断（电源）”,由于电闸的开关动作与“开”和“关”的本意动作正好相反，极易产生误导，至此，这两个音义联系很完美的词又有了可能“闹出人命”的不完美性。
西谚有云，“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例外验证规律）。总之，语言的完美性占优势，个别例外还不足以证明“普遍的音义同构现象的分布是随机的”这一观点。随着探讨的深入，各种语言象似性现象的发现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使我们越来越感到，语言这一地球上最高级生命的区别性属性，跟它的所有生命机制一样，在跟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无论怎样种类繁多、南腔北调、孳乳相生、盘根错节，语言单位无论大小——音素、音位、词、词组、句、语篇——都按自然规律生成、运作，受自然规律系统制约。人类识别词语时以首音开始逐一排除的集群论述，频率效应、近期效应论述，处理多义句、歧义句时首选最简单结构的最少接触论述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语言（乃至其他认知活动）时确保高效、避开错误的规律。英语名词复数发音时，底层形式为［z］，因为英语中浊音环境出现最多，而［z］又是浊音环境中最常见的基础形式；而派生出表层形式时，总是先试用增音规则来适应增音环境，因为增音环境最少发生，发现不适用时，再试用发生环境多一些的清化规则。这样的规则利用顺序才不会导致错误派生形式的产生。这种先默认最多情况，然后排除例外，再处理较多情况的规则利用顺序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多规则利用时具有普遍性。
微小单位反映宏大单位甚至又全息地反映了宇宙的运动规律（全息论），小的单位的解释及赋义能调动整体甚至所有因素（整体论），这些无论是以演绎角度还是以归纳角度都可得到证明。
总之，相较于以“形或结构上”论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以单纯符号尤其是音义象似性上揭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以及以人类语言与认知的起源和进化视角更进一步地深思汉英音义象似性的动因，能给语言的象似性是否有着及它是否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更有利于揭示语言与认知的联系和语言的本质，更能推动解开语言的起源与进化之谜，有助于语言音义临摹类起源假说的提出与深思。在音义象似性的微观描述上充分利用语音学与语义学知识，以同处一个语义场中非反义反向联系及反义反向联系词语为线索展示大量实例中单纯词的音义象似性，可使音义象似性的探讨策略更具可行性与规范性，结论更具可验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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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 燕］
［关键词］音义象似性；发音语音学；语义学；单纯词；语义场；非反义反向；反义反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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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国外对象似性的探讨及象似性与任意性的争论启动较早，论述成果丰富，但是基于汉语语料及汉英比较的探讨，尤其是音义象似性探讨，却极其缺乏［12］；国内的象似性探讨及象似性与任意性的争论启动较晚，且多以王寅［3］所称的“形或结构上”即文字、复合词（合成词、派生词等）的构成、句法甚至语篇层次上论述语言的象似性，对单纯符号尤其是抛开文字拼写的口头语言音义联系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王寅［3］、辜正坤［4］等学者的探讨初步形成了元音、辅音、声调等象似性的共识，但比较零散［12］，缺乏基于汉英比较的音义象似性的较为全面的探讨。国内现有探讨对语义涵义联系上的音义象似性现象的讨论集中在反义联系上，似乎未见以同处一个语义场内的非反向反义联系、反向反义联系为线索对音义象似性的全面展示，考证以声绘义的历程中描写发音历程与动作时，缺乏语音学指导下的微观精确描述。此外，对音义象似性的语言与认知起源方面的理据讨论也较少会计专业毕业论文模板。在借鉴辜正坤、王寅等学者的象似性探讨并采集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本论文拟以语音学与语义学角度对汉英音义象似性进行浅析，进而以人类语言与认知的起源和进化视角更进一步地探讨汉英音义象似性的动因及语言的根本属性，以期使音义象似性的探讨策略更具可行性与规范性，同时也使结论更具可验证性。
二、 汉英音义象似性实例浅析
同一语义场内非反义反向与反义反向联系涉及人类生活中常接触的事物的异同、类聚、正反等联系，对于这些语义联系，人类能凭直觉赋予音义象似性来加以区别或形成联想。如单看“前”和“先”这两个音，我们很难发现它们有什么象似性，但是如果联系到“后”来考虑，就会发现人类对它们的音义处理不那么简单了。人类似乎本能地用全在口腔前部的齿龈擦音、前高元音、前中低元音、齿龈鼻音等来表示“前”和“先”，而用声门擦音、中元音和后高元音等发音位置在口腔内靠后，甚至深及声门的音来表示“后”会计的毕业论文。与“前”和“先”音近的“浅”（以表面到底或外面到里面距离小的），“潜”（隐在水面下活动）、“嵌”（把东西填镶在空隙里）等都涉及距离不大的状态或动作，而与“后”音近的“厚”表两个面的距离大。“鲜”（新的）、“现”（目前，在前）、“显”（在外边，在前面）、“新”等像“前”、“先”那样，发音位置都在口腔前部，表达的意思也都与“前”或“先”有关；而“旧”（以前的）、“久”（时间长）、“究”（终，最后）等像“后”那样都含有后元音，表达的意思都与“后”、“久”有关。英语“front”用到的齿唇擦音、齿龈通音、中元音、齿龈鼻音、齿龈塞音全在口腔前部，“back”则包含了软腭塞音，在口腔后位。总之，人类在音义联系上似乎非常注意两个互为反义的词之间的区别。然而，语义场内的上下义即类与成员之间的联系，是较高层次的人类逻辑概括认知，在音义互联初始时，人类很难顾及，我们很难说当初“前”与“后”、“front”与“back”和各自的上义词“位置”、“position”在音义关联性上有何呼应。
辜正坤［4］、王寅［3］等学者的音义象似性探讨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语义阴阳辩证等方面，但现有探讨似乎并没有以语义学中的语义场角度考证汉英音义象似性的。下面本论文以同一语义场中非反义反向、反义反向为线索以发音语音学角度展示汉英音义的象似性。
(一) 同一语义场中非反义反向联系单纯词的音义象似性
在西方，18世纪时，罗莫诺索夫认为表述纤弱、温柔的事物应该用含［i］、［e］等前元音的词，表述可怕的事物或感觉（如愤怒、嫉妒、疼痛、悲伤等）应该用含［］、［u］等后元音的词［5］。汉语里何尝不是如此？把“乐”、“轻”、“嬉”、“细”与“愁”、“苦”、“恸”、“哭”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道理是一样的。1922年，杰斯佩森提出了多层面音义联系的观点——“以音摹声”（如“clink”）。不过，因发音器官限制，语音与被摹声音并非酷似，而且语音因语言不同而不同，其中偶然性、理据性、约定俗成性共存。以音代物，如用田凫的鸣声指代田凫“peewit”；以音声的动作，如用模拟液体溅起的音指代溅起的动作“splash”；继而是以音代由声产生联想的动作,如“sl”在“slide”、“slip”等词中表示滑；以音代声像联合，如“totter”表源于：财务论文开题报告范文hTTp://www.328TiBET.cn示蹒跚的样子与声音，“zigzag”表示曲折前进的样子与声音。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姆菲尔德指出大量具有相似语音形态的词有固定的语义联想,如带有响度较大的齿龈擦音［s］和双唇通音［w］的“sweep”、“sway”、“swing”、“swirl”、“swerve”、“swoop”、“swish”、“switch”、“swat”、“swipe”、“swab”这类词，表示扫、抹、刷、摇、摆、拧、转、抽、拍这类动作［6］1538。
在我国，18世纪时，程瑶田在《果裸转语记》中以语根［gl］、［kl］出发，经语根、词族、词群，一路联想串联了两百多个词，揭示了汉语的音义联系规律。“声近义近”的现象18世纪的学者王念孙也有论及。19世纪时,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小学》中写到:“盖天下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音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则声大,‘小’字之声小,‘长’字之声长,‘短’字之声短。又如说‘酸’字如口酸之形,说‘苦’字若口食苦之形,说‘辛’字若口食辛之形,说‘甘’字若口食甘之形,说‘咸’字若口食咸之形等会计专业写毕业论文范文。”这种“声象乎意”的说法就是音义象似性。二十世纪初王力又对“声近义近”的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界定［7］。
然而，令讨论音义象似性即通感联觉（音近义近）的学者们颇为困惑的是，所涉义近的单纯词名为“义近”，但共享义素的量往往达不到近义词或同义词（多为复合词）的程度。音义互联初始，先民难以通过通感联觉（音近义近）直接精准地制约近义词或同义词的生成与关联。王力认为，同源字必定是作用相关或相近的词，而同义词往往是偶然的，非亲缘的义同或义近，不属同一个系统［5］251。由此，笔者以为摆脱这个困惑的出路应该是按语义场论述来论述通感联觉（音近义近）的单纯词，这样既克服了同义语义联系涵盖不到的不足，又突破了语义上下义联系中的同下义联系常要求找出明确的上义词的局限，因为，根据布林顿（Brinton）等的论述，语义场的定义与语义上下义联系相关，但更为宽泛，处于同一语义场的词语只需共享某一或某些语义义素即可名正言顺［6］112。
人类对同一语义场中单纯词成员的异同、类聚的模拟细致入微，丝丝入扣，使得语言有更大的区别度和可辨度。义素相连的通感联觉与含有反向反义义素的通感联觉形成鲜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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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反义或对立的词我们都不能孤立地去看，如“显”，单独看，没什么道理可言，但是跟“隐”在一起看，则可见其中的用心。“显”比“隐”显著多了个前低元音，根据语音学，双元音属长音，其长度与响度常变大。乍听“退”，也无出奇之处，但比较“进”，道理就显著了：“退”以齿龈塞音开始，接着是含有后高元音的三个元音（复合韵母），显著有个舌根抬高、用劲后退的历程；而“进”以硬腭通音开始，接前高元音，止于齿龈鼻音，整个历程在口腔前部完成，动作由后至前。“说”的元音位置显著比“听”的低，多了一个元音，齿舌距离大，口形大。英语“speak”要比“listen”元音长、响度大毕业论文 财务。“山”与“谷”，前者辅音和元音都在口腔前部，后者辅音和元音都在口腔后部。社会道德崇尚“大公无私”，语言上也是如此：“公”用软腭塞音加后低元音加软腭鼻音，厚重而洪亮，而“私”是齿龈擦音加前高元音，全在口腔前部，声小而浅薄。“宏”圆唇，含后元音，有气流入鼻腔，共鸣声大；反观“微”，受前元音影响，圆唇小，共鸣音小且在口腔前。“阳”与“阴”、“正”与“斜”、“强”与“弱”、“浓”与“稀”、“官”与“民”、“动”与“静”、“刚”与“柔”等词对也具有同样的理据。
三、 汉英音义象似性的理据
词汇学家说，有作用的最小语言单位是词素；音义学家说，单个的辅音或元音都可能带有作用；而持“有着的普遍论”观点的哲学家认为，宇宙万物皆有“声”（能的一种形式），且凡“声”皆传义，只不过我们暂时不能全部解码其互相传递的物理的、生物的或心理的信息罢了［8］158。人类以声传义，并非无序生发，它来自于人类先认知、后模拟客观世界的以声传义的历程。如人类慢慢认知了水滴落某物表面的声音“滴沥”（tick）、“滴答”(tap)、“叮咚”(tinkle)的作用：第一个音节表示水先撞击表面散开——“滴”（ti）、“滴”(ta)、“叮”(tin)；第二个音节表示不同材料的表面对水的容纳——“沥”（ck）、“答”(p)、“咚”(kle)。这样自然界与人的对话就开始了同时，人也模仿着进行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以声传义。在探讨语言的音义联系的时候，我们禁不住为人类语言进化的神奇与奥妙而惊叹。随着人类的发音器官的指挥中心——大脑进化得越来越发达，发音器官也越来越适合发出能运载大量语义并彼此区别的语音。就气流在发音器官通过时受阻程度不同而发出的辅音来说，双唇、齿龈、软腭甚至声门处都能靠双唇闭合、舌与齿龈靠紧、软腭下降、声门紧张等动作完全阻塞气流而发出塞音（前三处也能促成气流分流发出鼻音），唇、齿、齿龈、硬腭等处，都能靠齿与唇、舌与齿、舌与齿龈、舌与硬腭的靠近或接触而部分阻塞气流发出擦音，再加上同时制约声带的震动与否，又使得如上发音位置能发出成对的彼此区别的清音和浊音，这样，人类就能轻松发出彼此区别的至少40个辅音来。而就气流在发音器官通过时基本不受阻、共鸣较响亮的元音来说，人类通过对舌抬起的高度、舌最高部分的位置、元音的长短（肌肉的紧张与否）、唇的圆展的制约，能发出至少20个彼此区别的元音，再加上元音、辅音的多种方式的连缀与拼读，就使得区别性表义的选择大大增加。先民在无文字的数十万年漫长史前进化历程中，在生活、捕猎、采食、劳动时，需要发出彼此区别的语音来沟通各类信息，他们在用音义联想造词的初始，本能地遵循流线性原则（经济原则、省力原则），淘汰不省力的东西。语言的音义巧妙联系也是经过无数次优胜劣汰，最后才造化成今天的形式，其复杂、美妙、和谐程度超过人类人工施加、模拟、创造的任何系统，留下许多奥秘有待进一步揭示。人类伟大的适应与进化使得人的口、鼻、咽等器官能多功能地同时完成生理本能需要动作与随意动作而互不干扰。如在保证呼吸的同时，人们说话的时候可以吃、喝或完成别的随意动作。而且，人在发出相应意思的音时，往往与相应的动作相适应，如发出“喝”或英语“drink”音的同时能喝水。试一下，发“吐”或英语“spit”、“喷”或英语“spout”音时，口形适合同时喝水吗？发“吹”和英语“puff”的音时，适合嘴里含东西吗？同样，“闻”（ell）、“尝”（taste）、“舔”（lick）等都模拟了相应动作的口部姿势；发“包”、“抱”这类音时，口腔先开后合源于：会计毕业论文答辩hTTp://www.328TiBET.cn
，以双唇塞音开始，紧接着是大口形前低元音，然后是高元音结束，口腔做“包容”的姿势，像教练一样，示范着身体相应部位的相应动作（其实“苞”、“饱”、“袍”等也有“包裹”义）；“含”、“衔”和英语“hold（in the mouth）”的口部动作均是先开后合，与所示动作统一会计毕业答辩。
人类将语言的音、形符号在大脑中与其他色觉、味觉、触觉、视觉的形象形成通感联觉的隐喻联系，提取类似组群的相似抽象特点，如语音刺耳性和物体尖刺状之间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通感联觉探讨，近年来又有所复苏。2003年马乾德兰的探讨报告说，可能涉及相关音义或隐喻通感联觉的大脑部位在解剖结构上彼此临近，制约口部运动肌肉的中枢也临近视觉中枢，这就大大方便了音义通感联觉［5］。有人通过调查发现，以彼此亲缘联系不大的23种语言中抽出常用词“螃蟹”（crab）、“砍”（cut）、“舔”（lick）、“名”（name）、“相同”（same）等各一个，平均过半共享某一首音或主音［6］1538。1929年，心理学家克勒曾做了一个所谓“圆尖角星效应”实验，受试者在不认识“baluba”和“takete”两词的情况下，普遍选用相对发音圆润的“baluba”来配圆角星图形，而用刺耳的“takete”来配尖角星图形（最近有人用2.5岁的幼儿做实验也获得成功）。1929年，萨皮尔做了一个“大小桌子”实验，500个受试者在临时提供的两个生造无作用的拼音连缀“mal”和“mil”中，80%（超出随机配对的概率30个百分点）的受试者选用口形大的“mal”来标注大桌子，而用口形小的“mil”来标注小桌子。1935年，日本学者都留做了个实验，以日语中抽出36对表冷热、高低等的反义词，让57位不懂日语而母语为英语的受试者将这些实验词与英语对应词配对，结果证明配成率大大超过随机概率。为规避无意的主观偏见干扰，后来又有人换不同语种按同样方式重复做了二十多次实验，包括将这36对表冷热的日语词依次翻译成匈牙利语、波兰语等语言，或重新找成对的反义词，让不懂相应语言的更多受试者用实验词与自己的母语对应词配对，结果证明配成率大大超过随机概率。1964年，约翰逊等人提取英语里某些令人愉快的词的语音组合和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词的语音组合分别生造出一些“词”，让受试者辨别并使其与以上两种感觉匹配，结果匹配成功率远远超过随机概率。1965年，厄斯泰尔和多斯特录制了25种语言的情感词，让不懂这些语言的受试者听辨其褒贬、正负、悲喜等色彩，结果成功率非常高。1954年，瓦兹曼让说德语的人先听14种不同人工声音，然后令受试者自造词或以实验者提供的生造词单中选词来描述这些声音，结果显示，词长受声音的断续数量影响，突然的声音多用［t］、［p］、［k］开头的词描述，而徐缓的声音多用［s］、［z］开头的词描述［8］1538。这些实验和调查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语言音义象似性的有着与人类通感联觉的本能。
音义互联初始，人类利用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使自己的身心与外部世界互动，有意识地利用语言自身的规律来描摹外界的作用。人类利用自己的发音表义能力或摹声（onomatopoeia，感叹示情或模拟动物声、风雨雷电声），或摹貌（phenomimes,模拟事物的状貌、动作姿态），或摹心（psychomimes,模拟人的心态、思想活动）。一开始，人们用“bubble”模拟水冒泡的声音，继而又用它来指发出此声的水泡，接着再用它表示冒泡的动作,再后来又用［b］指其他破裂的声音，如“burst”。后来，人们创造的音义联系越来越多。如，鼻音化或软腭化的元音一般表示黑暗；前元音表示高、精、细，清塞音表示薄、稀；擦音表示粗糙；［l］表示拉长，音节多表多或大，音节少表少或小（如萨摩亚语里蜈蚣叫做“ongololo”,重复音节表示蜈蚣的多节多足）；叠音示动作快、持续不断（鹡鸰鸟在西班牙语里叫“pimpim”,表示鸟小动作快）。慢慢地，这种音义互联所融入的文化内容也来越复杂，如英语的“母亲”为何叫”mother”?因为［m］指物质，［］指出来，［］指给予，［r］指有关，这样连起来就是“涉及给出物质”即“哺育小孩”。父亲在印地语里为何叫“PIT A~”，而在英语里叫“father”?按音逐个解释，前者是“涉及有条件提供”，后者“涉及无条件提供”，因为在印度文化里，儿子要对家庭负有很多义务和责任，而在西方文化里，父亲要无条件地抚养儿子，不讲回报［8］160。
另外，这种通感联觉的音义联系会形成某种走势。根据音义学的音丛假说［9］，如果某一基础词开始于某一个音，那么首音相同的其他词语就会趋向于同类意思。如英语里表示房子的词“house”一旦由“h”开头，那么诸多含有同一首音的词其作用也与住处相关，如“home”、“hut”、“hovel”、“habitat”等。先民可能模拟着火的声音而造出“fire”一词，继而与火苗的闪动、摇曳相关的词就跟着由“f”或“fl”开头（“flame”、“flare”、“flash”、“flicker”等）。英语里表示“咔嚓”、“吱嘎”类声音及其碾压、痉挛等引申义的词，一旦有一个以“cr”开头，其他效仿以之，如“crick”、“crack”、“creak”、“crush”、“crunch”、“craunch”等，而且在此基础上继续加音表示略微不同的意思，如“scrunch”、“scraunch”等。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上文所述处于同一语义场的单纯词的音义象似性。在世界上，形象多，语音少，而以一个音代表一组形象就成为基本方式。发音表义时的心理、感觉与发音的生理解剖方式的联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合理。
根据道金斯提出的模因论，模因是通过说写、体态语、习惯或其他可模仿现象来运载、传播文化思想、符号或行为的文化单位，它可类比于生物学的基因，其进化可类比于生物进化。模因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可通过变异、竞争与遗传来影响复制成功与否的方式进化。有利于复制的模因得以存活、传播与变异，无利于复制的模因被淘汰［10］。
这些联系与日俱增，通过辐射、转类或隐喻等孳乳出越来越丰富的音义联系，形成一个个的模因，为人脑所接收、理解并在人类间传播。在存活竞争中，人类的适应性基因不断地得到选择，与此相同，以音表义的寻求历程产生的模因也是个优胜劣汰的进化历程，为了求生、求偶、求食等目的，人类在交流时，尤其是涉及爱恨、好恶、吉凶、亲疏、利害、有无、取舍、开关、上下、来去等大是大非乃至生死攸关的信息时，不得不保留准确与高效的以音表义模因，否则连人自身都得遭受弱肉强食的无情淘汰，这样才使我们拥有了利于人类习得与交际、高效且适合人类认知世界的语言。
不管有无文字出现，不管后来怎样不断造词，也不管词语派生、转类、合成过多少次，存活到今天的词一定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它们音义初始时没被淘汰的模因，这些模因构成了语言的适应性与生命力，其中包含了人类当初凭直觉与本能尽力赋予语言的规律性、象似性。人类在同处一个语义场中有着非反义反向联系或反义反向联系的词语的音义联系上尽量做到有所比较、有所区别、有所联想、有所分级，这些处理渗透到词汇中，使语言的模因性、规则制约性、可学性、交际的高效性等全面提升。世界上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语言有文字，在语言的进化中，文字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口头语言默契的音义联系与约定俗成。文字系统，尽管历史短，但也在音义象似性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形义象似性，这也是汉语拼音化不可行的理由，因为拼音化不能充分反映业已发达的汉语音义象似性与文字象似性，会使汉语的生命力打折。
然而，语言毕竟是以声传义为主的系统，人类以口、舌、齿等发音器官来模拟世界的万千气象以及虚拟联想的概念也是有限的。海曼认为，大脑尚不发达的人类最初选用的具体的、本能的、彼此都能理解的、好记忆的、有一定象似性的语言在进化历程中发生过象似性磨损［11］。遗憾的是，语言无化石，语言是怎样起源的，六千年前至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纯口头语言的时代，人类是说一种语言还是多种，古印欧语是怎样分化的，古语、古音怎样复原或重建，诸多不足都停留在只能根据观察比较现代的现象来构建假说的层次，这就生成了语言的诸多奥秘和不完美现象，使无论哪种语言的音义联系都带有一定的神秘感。总之，语言不可能处处体现象似性，这也是象似派和任意派争论不休的主要理由。如，“讲究”和“将就”，“范畴”、“犯愁”和“反抽”，这两组词组内发音几乎一样，但意思分别相反或“风马牛不相及”。英语里含元音［i］的词表示“小”，但“big”、“thick”又是例外；英语“ma”表示大，但“all”又是个例外，而且显著口形大于“big”；英语“mighty”和“mite”的口形都很大，但前者表示巨大，后者表示微小。1933年，纽曼为了检测他老师萨皮尔的实验结果，测试了约五百个与大小有关的英语单词，结果并没发现其中元音与大小的明确音义联系。1958年布朗也做了类似实验，结果也跟纽曼的相似。这些实验说明音义象似性还要同时考虑整个词的发音。前述英语“flash”、“flame”等词模拟了光线的闪烁或移动，但又很难解释大量含有“fl”的其他词汇语（如“floor”、“flat”“flour”等）却没有“闪烁或移动”的意思。前述以“o”及其相应圆唇元音开头的表圆或椭圆形事物的词确实不少，如“oval”、“ovum”、“orbit”，但“oblong”却是个例外。英语“slither”、“slimy”、“slug”等以“sl”开头的词有令人不快或讨厌的意味，但“slight”又是个例外。英语鼻子“nose”包含鼻音，汉语“鼻子”就没有。1962年泰勒先生探讨证实了象似性有单一语言依赖性，但发现象似性在跨非相关不同语言时缺乏统一性，如［t］和［p］在韩语单音节词里多指大，在英语单音节词里多指小。1965年，泰勒用日语与英语的反义词做实验，提出有必要构建新的假说，以便既能解释人们普遍用某些音指代某些意思的现象，又能解释在不同语言中同样的音指代不同意思的情况。有些涉及汉语等有声调语言的象似性实验，结果或是不成功，或是说服力不够，如布朗和布莱克曾用汉语重复上面陈述的日本学者都留的实摘自会计毕业论文题目http://www.328tiBEt.cn
验，结果显示象似性不显著［6］1538。
象似性的数量原则认为，语音材料的量大、音长或反复等均可表示事物的数量、强度、频度、态势等的加强，如以“孔”到“窟窿”，音多则示量大。人们倾向把“龙”译为“loong”，其中两个“o”字母像龙的两只眼睛，比“long”多一个“o”后语音拉长，更使人联想到“long”（长）。在埃塞俄比亚语言阿姆哈拉语中，“tsbbr”是“被打破”的意思，而“tsbbabr”是“被打碎”的意思，音的复现显著表示程度的加强。但是，面前有大狗、中狗和小狗各一只，你说“大狗”、“中狗”、“小狗”的时候无论音量渐小还是渐大，听者也不会单凭“物大调高、物小调低”去轻信，而是要靠听懂字面意思或凭实物来确认。舌尖感觉“甜”更敏感，故用齿龈塞音加前元音与齿龈鼻音，用平声，有轻快感；英语“sweet”也用了口腔前部的元音和辅音，突出舌尖感觉。对“苦”更敏感是舌根部，用软腭塞音加后高元音，且用上声，表厚重感，但是，英语的“bitter”却没有涉及舌根。现在好多城市的十字路口都有自动语音反复提示“现在是红灯，请不要闯红灯”，但在同一地点路人光凭听此提示分不出此时哪个方向上有红灯，因为人类语言在较近的同一时空里，不能“象似”地自动运载听者能辨识的方向性信息。“开”和“关”，都以软腭塞音开始，但“开”的元音都在口腔前部，而“关”含后高元音加齿龈鼻音，不但口形小于“开”，且气流与共鸣向后，象似性很完美，但是，后人用“开”既表示“使关闭着的东西不再关闭”，又表示“接通(电源)”，用“关”既表示“使开着的物体合拢”，又表示“中断（电源）”,由于电闸的开关动作与“开”和“关”的本意动作正好相反，极易产生误导，至此，这两个音义联系很完美的词又有了可能“闹出人命”的不完美性。
西谚有云，“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例外验证规律）。总之，语言的完美性占优势，个别例外还不足以证明“普遍的音义同构现象的分布是随机的”这一观点。随着探讨的深入，各种语言象似性现象的发现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使我们越来越感到，语言这一地球上最高级生命的区别性属性，跟它的所有生命机制一样，在跟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环境的互动中，无论怎样种类繁多、南腔北调、孳乳相生、盘根错节，语言单位无论大小——音素、音位、词、词组、句、语篇——都按自然规律生成、运作，受自然规律系统制约。人类识别词语时以首音开始逐一排除的集群论述，频率效应、近期效应论述，处理多义句、歧义句时首选最简单结构的最少接触论述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利用语言（乃至其他认知活动）时确保高效、避开错误的规律。英语名词复数发音时，底层形式为［z］，因为英语中浊音环境出现最多，而［z］又是浊音环境中最常见的基础形式；而派生出表层形式时，总是先试用增音规则来适应增音环境，因为增音环境最少发生，发现不适用时，再试用发生环境多一些的清化规则。这样的规则利用顺序才不会导致错误派生形式的产生。这种先默认最多情况，然后排除例外，再处理较多情况的规则利用顺序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多规则利用时具有普遍性。
微小单位反映宏大单位甚至又全息地反映了宇宙的运动规律（全息论），小的单位的解释及赋义能调动整体甚至所有因素（整体论），这些无论是以演绎角度还是以归纳角度都可得到证明。
四、 结语
英语词汇学说，词的派生基本是以词根开始的，一般加前缀或后缀，极少数变换中缀，且后者多限于语法作用的变化，但是，“flap”（拍打）、“flip”（轻击）、“flop”（拍动）这些音义非常相似的词是否在彼此变换中缀？那些有作用的按现在标准又不成词的语音单位，先民是否用过当词来利用？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发现，幼儿都说“名”直接来自于物［6］1538。童言可畏，语言学家真的需要以中找出答案。音义象似性给语言与语言学探讨确实提出了不少新不足，刺激语言探讨的新视角的产生和探讨，如语言起源的运动论述（motor theory）、文化音美习惯(phonesthetic habit)等。总之，相较于以“形或结构上”论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以单纯符号尤其是音义象似性上揭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以及以人类语言与认知的起源和进化视角更进一步地深思汉英音义象似性的动因，能给语言的象似性是否有着及它是否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更有利于揭示语言与认知的联系和语言的本质，更能推动解开语言的起源与进化之谜，有助于语言音义临摹类起源假说的提出与深思。在音义象似性的微观描述上充分利用语音学与语义学知识，以同处一个语义场中非反义反向联系及反义反向联系词语为线索展示大量实例中单纯词的音义象似性，可使音义象似性的探讨策略更具可行性与规范性，结论更具可验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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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