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清代徽商“扬州二马”

当前位置: 大雅查重 - 范文 更新时间:2024-04-22 版权: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明清徽商贾而好儒,以雄厚的资金和的藏书为后盾,也积极加入私人刻书的行列,“扬州二马”便是典型代表。
清代图书出版的历史形态是指刻书,官刻、坊刻和私刻三种类型。清代私刻空前兴盛,出版一般是学者士人,的藏书校勘编印。而马氏兄弟便是其代表人物。的刻书数量多且精美,有“马版”之称,更难能可贵的是,的刻书还了区别一般清代私家刻书的特点【会计论文范文】,即不图市利,崇尚学术。
“二马”的出版活动
“扬州二马”系指徽籍扬州盐商马日琯、马日璐兄弟。马日琯(1688—1755),字秋玉,一字懈谷。马日璐(1697—1761),字佩兮,一字半槎,清乾嘉时期祁门人。
马氏兄弟家世渊博,其祖先系汉朝新息侯马援。北宋末年,传至马廷鸾,官至丞相,隶籍鄱阳,生有五子,子马端益迁居婺源。马端益后传至马真三,再迁居祁门,后世籍贯遂为祁门人。曾祖马大级,明朝诸生。祖父马悴,官为盐运使,始迁居扬州。父马谦,先袭祖司职,后为扬州司马,赠朝议大夫,娶妻洪氏、陈氏。陈氏生二子,即为马日琯、马日璐。因祖、父皆管盐业,马氏兄弟便继续经营盐业,为扬州徽商巨富,因兄弟二人财产不分彼此,志向相同,又均多才艺,同以诗名,故人称“扬州二马”。
“扬州二马”自幼便雅好诗书,后虽为盐商,亦未弃,甚 【论文格式范文】 至不惜资财,投身大量文化活动。正是如此,时人及后人每念及二人,论文格式范文称羡其盐商巨富,赞赏其文化功绩,尤其是其出版的大量精美图书,广为后人称颂,延至。当代学者谢国桢对雍正己酉(1729)年“二马”刻印的《韩柳年谱》推崇备至,称赞它“是一部雕刻精美的”。
马氏兄弟雅文好古,考校文艺,酷嗜典籍,马日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懈谷词》等诗文集,日璐著有《南斋集》、《南斋词》等诗文集。家有“丛书楼”,藏书号称富甲江北。马日璐编有《丛书楼书目》,从书目大致硕士论文马氏兄弟藏书概况。马氏有“南斋”朱文小长方印、‘半查”白文方印、“臣璐私印”朱文小方印、“南斋秘笈”朱文小方印等藏书印章,这些可鉴定其为马氏藏书。家设刻印工场,在短短的60年时间里,前后刻书达五六百卷,这在手工刻印的,是很论文格式范文易的。其刻书无论装帧还是字体,堪称精美,时称“马版”。
“二马”集、鉴赏、刻印于一身,虽是盐商,但在藏书、刻书却纯属追求个人爱好和功德传世,了商人唯利是图的脾性,相反,其所藏之书无偿供人翻阅,甚 【论文格式范文】 至于给借阅者免费衣食住所。同时,又不惜巨资刻印友人的著作,一生乐此不疲。正是如此,上至皇帝、下至士人,无不称赏二马兄弟。阮元把“二马”与扬州巨商比较浅析【会计论文】说:“马氏兄弟在扬业盐,资产并非首富,而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其稽古能文之效也。”
其实,能令“二马”“名闻九重”,论文格式范文“稽古能文”就能做到的,更多的因素还是马氏的藏书和精致的“马版”。纵观马版图书的选题标准,即主流社会的图书,要购求、保护,还要尽其所能勘误、刊刻,以此造福子孙,奉献社会,功德传世的目的。
虽为贾者,咸有士风。“二马”酷嗜诗词歌赋,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举办诗文酒会,与文人学士赋诗唱酬,追求儒雅生活的。正因为“二马”真才实学,不同于一般的庸商,所以吸引着海内名士。“二马”设立韩江诗社,在“小玲珑山馆”时常举行诗文酒会,宴请名士。人称“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徽商的文化自觉
“二马”极其崇尚学术、尊崇儒者,意识也决定了其出版活动必定服务于学术研究。“二马”购书、藏书、校书、刻书,不断着丛书楼的藏书。藏书号称富甲江北,但并非秘不示人,慷慨地向广大学者文士开放,支持的藏书从事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如惠栋、全祖望、厉鹗、陈章、陈撰、金农、姚世钰、高翔和汪士慎等都来投靠马氏。
当时著名文人全祖望经常留宿马家,借书观阅,而“二马”一旦珍籍,必定拿出给全祖望观赏。著名诗人厉鹗也同样“二马”的优待,厉鹗曾借住“小玲珑山馆”长达数年,马氏所藏之书任其观阅。如此,“二马”还不惜巨资,赞助文人出版,如著名学者朱彝尊所著《经义考》300卷,其后人家境贫穷,无力出版,有人告知马氏兄弟,“二马”不惜千金助其出版。“二马”这些善举无疑有助于当时学术研究的开展,有助于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承。这也同样为“二马”赢得了美誉。
“二马”的出版活动更表现在的整理、校勘和版本的考订上。一将藏书仔细辨别,考订版本,整理归类,编辑《丛书楼书目》。精审的精品意识更在校勘上。校勘时,马日珀将不同版本的同时放置书桌上,互相参比印证。另一,延请著名学者、校勘名家等鉴赏、考订和校勘。全祖望、戴震、惠栋、厉鹗等人探讨时,“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一旦满意论文范文,即饮酒欢庆。
,“二马”丛书楼里的藏书,还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贡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马氏藏书有373种5529卷,经部57种670卷,史部123种1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470卷。乾隆三十八年,北京四库馆开办,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书。其时“二马”均已故世,日璐子马裕(字振伯)恭进藏书,可备采者776种,是南方藏书家献书最多的四家。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1部、《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曷鸟冠子》相赠。
钱财传承易,文化传承难。“扬州二马”名垂千古,不其财富的雄厚,而文化传承的功绩。所以,有人将徽商与晋商作一对比,同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商帮,但徽商价值取向是读书仕进,晋商则是经商谋利,无意于习儒仕进。因之,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徽商衰落了,但所支持的文化事业却成了今天文化宝库瑰宝,尤其是所培养的文化精英所创造的精英文化,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晋商衰落了,除了梆子戏和其创造的商业经验外,文化事业却是空白。
徽商热衷于出版活动,有雄厚的经济为。经济发展是文化创新、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失去经济的支撑,文化创作维持,更谈不上创新;创新,文化便失去了竞争优势。明中叶以来徽州出版异军突起,理由其了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根植于繁荣的徽商经济。
在徽州重教兴学之风的熏陶下,徽商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无疑对明清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把以徽商为的两淮盐商对于清初文化繁荣的贡献,媲美于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固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
,“二马”显然是扬州盐商刻书的代表。其出版图书并非纯粹附庸风雅,“好儒”的文化追求。正是文化追求,形成了徽商子弟的文化自觉。因此,文化自觉是商人乃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而文化迷失则是商人乃至社会走向衰败的内在根源。